法務部長宣示將廢特偵組。檢察總長卻認為，以地檢署的人員與資源配置，是否有能力對抗高層公務員的貪瀆犯罪，以及抵抗政治力的干擾，都必須審慎考量。惟證諸現實，只要檢察權不夠獨立，就算是特偵組，也難逃被操控的命運。
根據《法院組織法》第63條之1第1項，特偵組的訴追對象，不僅是重大的經濟或危害社會秩序的案件，還包括高層公務員，如總統、副總統、五院院長等之貪瀆及總統或立委的選舉舞弊案件。由於此等案件所可能涉及者，要非位居權力要津，即是富商巨賈，故藉由在最高檢察署設立特偵組，並使檢察總長有四年任期保障及不得連任的設計，就可使其無後顧之憂，且能在徵集檢察體系的菁英及集中資源下，更有效且迅速的訴追重大刑案。
只是特偵組是否有比地檢署更強的訴追能力，似無法從實踐中證明。以近來的中信淘空案來說，由於此等經濟犯罪，不可能是一朝一夕所造成，特偵組於今年6月才傳喚相關人等且為搜索，是否有失證據保全的黃金時機，實有商榷的餘地。而且過了兩個月，才又啟動調查，更讓人質疑特偵組偵查的專業與效率。
而特偵組成立至今，若有所謂「功績」，應非扁案莫屬。確實，偵辦一位卸任總統所涉嫌的貪瀆案件，不僅符合特偵組對抗高層公務員貪腐的成立目的，也可樹立檢察體系「不畏權勢」、「客觀公正」的角色定位。惟特偵組對阿扁起訴的案件雖不少，但過了八年，到底有多少有罪或無罪確定、有多少仍在審理，甚至仍在偵查中，都有待嚴格檢驗。更何況，過程中還傳出，證人指摘檢察官教唆、恐嚇偽證的情事。如此嚴重的程序瑕疵，讓人不敢恭維，也不免與政治力介入產生聯想。甚至在2013年的九月政爭，更使特偵組成為名符其實的鬥爭工具。
故藉由特偵組的設立，來保持檢察權公正行使之目的，不僅完全喪失，且為了避免主政者干預檢察體系，而讓檢察總長有不受干擾的特權，如今看來，也是笑話一場。尤其是認為，只有最高檢察署的特偵組，才足以對抗高層公務員的貪瀆犯罪與訴追重大案件，也等同是對各地檢署與高檢署獨立性的質疑，更是對其執法專業的完全否定。凡此種種，正可看出特偵組的功能不彰與存在的矛盾，更顯露出，只要檢察權體系不夠中立與客觀，就算設立的層級再高，也是於事無補。
也因此，特偵組的廢除已屬必然，但這並未否定，檢察長甚至是檢察總長，在面對重大貪瀆、經濟或治安案件，基於《法院組織法》第64條的檢察一體之精神，調集所轄檢察官與檢察事務官，以全力訴追犯罪的權能。
以日本來說，二次大戰後，由於進入重建期，公共工程支出巨大，因此引起政客覬覦，大量貪污事件頻傳。社會原本寄望獨立性極強的檢察體系，能對此一狀況進行訴追，但結果往往令人失望，大部分案件被訴追的比例極低。
為了因應戰後的混亂狀態，1947年開始，在東京地檢署成立關於「物資隱匿事件搜查部」以揭發囤積物資的行為；1949年更名為「特別搜查部」，其任務除了物資隱匿的摘發外，還包括對於政界貪污、企業造假帳等的訴追；之後在大阪與名古屋地檢署，也有相同建制。
特搜部的檢察官，一般多由擔任檢察官10年以上者出任，年齡大約在35至40歲間，都有一定的歷練。而特搜部設部長1人，下轄35名檢察官，分為直接告訴、特殊與財經組。各組除配有檢察官外，其下尚有檢察事務官約90人為輔助，故其陣容為地檢署各部門之最。而日本特搜部最著名的案件，即是對前首相田中角榮的訴追。東京地檢署並非中央機關，卻能發揮特搜功能，可見對抗高層犯罪，實與層級無關。
更值關注的是，由於檢察官職司犯罪偵查、起訴、論告與刑罰執行，在權力如此之大，卻少有制衡機制下，如何避免濫訴、濫權一再發生，實為檢察制度改革最核心的課題。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