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國總統需要在幾分鐘內對於可怕的緊急事件做回應時，美國人當然希望他有足夠的智慧去反應，而且精神上可以勝任。因為身為全世界最強大國家的總統，如果一時無法判斷即予因應，對於全世界的後果是無法想像的。
根據1787年費城所訂的大憲章，當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在任期內死亡、因犯罪被解職或不能視事時，權力應移轉給副總統。而美國國會可以根據法律處理總統及副總統下任、死亡、辭職、或失能時可以任命代職，一直到他的失能狀態解除後，或總統改選後。
第一次發生行政權力暫時性無法運作，是在1881年7月2日，當時第20任總統詹姆斯·艾布拉姆加菲爾德（James Abram Garfield）被失智的人開槍行刺，無法執行總統職務，很幸運當時沒有重要的內政或外交事件需總統來處理，而代理的副總統Chester B. Arthur也沒事可幹。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第28屆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持續發生小中風，當時剛好在1919年初巴黎和談進行中，在醫師照顧之下，他的思考能力還是有問題，更糟的情況是在1919年10月2日他發生大中風，左邊手腳癱瘓，拖到1924年他死為止還是美國總統。
美國聯邦政府秘書Robert Lansing試圖說服內閣讓副總統Thomas R. Marshall代理總統，但是沒有獲得內閣與國會的支持，威爾遜總統失能的好幾個月剛好碰到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
德國戰敗，威爾遜總統出席巴黎和會，締結凡爾賽對德國和約，是成立國際聯盟的倡導人。這時，由於國内政情變化及威爾遜本人突然患病，凡爾賽和約始終未得到美國國會的批准。
同樣類似的情況發生在幾年後，第38屆的的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他在1921年染上小兒麻痺使他隨後不良於行，但是可以在辦公室視事，身為美國軍隊總指揮官的他接受當時德國、義大利與日本軍隊的獨裁挑戰，對於世界大戰他有決策的職責，而他正遭受無法控制高血壓合併症的凌虐。
他無視於醫師的建議，在1944年還參與總統選舉，此時羅斯福已在心臟衰竭與腦血管疾病的末期。醫師讓羅斯福總統在1945年2月4日到11日在雅爾達會議時勉強站起來，有很多對於他疾病嚴重程度的爭議，當時歐洲已經在戰爭結束前四個月，他拒絕英國首相丘吉爾比蘇聯早送軍隊去佔領柏林與捷克斯拉夫的建議。羅斯福在1945年4月12日死於高血壓性腦出血。
在二次大戰後全世界開始研發核子武器，領導者衝動性的誤判可能會引起災難性的風險，1945至1953年間第33屆的哈里·S·杜魯門（Harry S. Truman） 在他任職中正常健康狀態下，和他能幹的聯邦秘書召集各國建立強而有效的防線來圍堵蘇聯在歐洲與東亞的擴張。但是他的繼任者第34任的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得到好幾個重病，在1955年9月，艾森豪威爾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市遭受了心臟攻擊。 7週後，他離開了醫院，並於1956年2月醫生報告了他的恢復。在11月，他被選舉為他的第二個任期，但是在該年發生腸阻塞開刀，1957年中風。他自己說三年三個重大疾病，讓他幾乎失能了，他覺得應該作特別安排來讓副總統來執政，無奈制度面而作罷。
總統在行使行政權力即使是最短的一刻，他的的能力抉擇仍有可能致國家於危險的，第36任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Baines Johnson) 於1965年1月28日
在美國國會一個特殊的演講說：對國家的責任讓我們承擔國家安全，和世界的安全的職責，不能豪賭樣地，駭人聽聞的把安全的責任，委託給失能的手或頭腦不清楚的總司令來指揮。
在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多的領導人有可能失去其現實的把握得能力。如果沒有保障人民安全的機制，他們的症狀可能具有潛在的災難性後果。立法的機制足以安排代理職務的人選，問題在于總統的醫療評估須有效地繼續，與評估人選的客觀性，可以成為有效的機制。因而美國總統責成成立總統施能工作小組。罷免總統靠民意，而總統腦殘失能的判斷須靠專業，且是個複雜的過程。
從美國的經驗，我深切地覺得我們台灣也急需成立「總統失能工作小組」。我寫本文的目的也在呼籲大家注意這個問題！立法院應該通過法案，需要有「總統失能工作小組」來定期報告、建議與評論，以保台灣的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