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學術基金會今（19）天舉辦自由主義系列論壇，針對「何謂加害者？談轉型正義與促轉條例的加害責任問題」，邀請促轉會主委黃煌雄、委員尤伯祥等人進行討論。尤伯祥指出，過去威權統治是在一貫化加工作業流程中進行，有非常多的加害者，且法律難以追訴，但促轉條例並沒有指定「手段」，因此要如何追究與釐清責任有眾多手段可以選擇，並沒有一定的答案。
尤伯祥表示，加害者在法律中很容易定義，但是如果放在政治領域轉型正義的部分就有很大的困難。尤伯祥進一步說，因為台灣的威權統治是體制化、法治化的威權統治，透過黨國體制以不公正的法律、情治、司法、軍情的國家機器對社會進行長期的暴力鎮壓，而這樣「一貫化加工作業流程」使參與者非常多，最下層包括告密者，經過情治系統加工，最後產生軍事審判，再送給蔣介石批閱，要如何究責？
尤伯祥指出，一貫化的加工作業流程會有兩個困境，包括最上層和最下層的實施者沒有接觸，在傳統共犯理論很難究責，還有第二層、第三層的警察、情治人員、法官等，都是依照不公正的法律判決，對方可以說他是「依法行政」，要如何究責？這才是困難的地方。
尤伯祥提出幾個問題要社會大眾思考。其一，如果在威權體制中有非常多參與者，在號稱全世界最長的戒嚴歲月中，是不是都要用法律去追究責任？他舉例，其他國家在進行轉型正義時，是用選擇性起訴，有些起訴最下面的執行者，有些起訴最上層的獨裁者，但無論用哪種方式選擇性起訴，放過或特赦中間的人，要如何有正當性？這也是格外需要與社會對話與尋求共識的原因。
其二，即便在法律技術面有所突破，可以追究大部分的加害者，但是在面對告密者，他可以說他知道被告密者有犯罪的嫌疑，所以才去告發，且判對方有罪的也不是告密者，他可能會問，為什麼他必須負最後的責任。其三，依照不公正法律判決的政治犯，在一貫化家工作業流程上，法官、檢察官、警察、情治人員等，都可以聲稱自己是「依法行政」。
其四，法律的時效問題要如何解決，大部分加害者的則人都在幾十年前，依照現在法律，很多事情都過了追訴時效，要如何追究加害者的法律責任？
尤伯祥最後說，雖然很多法律技術很困難，但還是得追究加害者的責任，而《促轉條例》也給予促轉委員很大的空間，包括在條例中有提到追究或釐清責任，沒有指定要以何種手段，法律追訴只是眾多手段之一，至於要選擇何種手段進行追究和釐清責任，都是在經過社會共識後可以選擇，沒有一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