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一月三十一日，龍應台女士到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一次座談會。我恰好與會，第一次見到了這位曾經以一把「野火」燒遍臺灣的作家。
這天晚上，龍應台演講的題目是「文人參政的感想」，她首次在公共場合回顧做臺北市文化局局長三年半的經歷，那是「一個天真的文人加入到龐大的權力結構和官僚體系之後的困惑、痛苦與掙扎」。
近一個小時的主題演講結束之後，是聽眾提問的時間。在座的幾位香港的大學教授，都對龍應台竭盡恭維之語。而我認為這場演講比較平淡，在兩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她對臺灣和香港的政治作出不留情面的批評，卻對中國閃爍其辭。
在多位學生和學者提問之後，幾位同時與會的中國學人希望我也提個問題，並把麥克風塞到我手中。於是，我提出了一個似乎很尖銳的問題：「龍女士，您在以往的文章和今天晚上的演講中，把『知識份子』定義為『批判現實、特立獨行、體現社會良心』的一群人。您還多次使用『中華文化』的概念，對自己的定位不是『臺灣知識份子』，而是『中華知識份子』。這說明您希望自己是一位有大胸襟和大關懷的知識份子。在今晚的談話中，您用了許多尖銳的言辭批評臺灣當局及陳水扁、連戰等政治人物，對香港政府也有諸多批評。但您似乎沒有批評過中國大陸，我想知道這是甚麼原因。」
為了讓問題顯得「溫和」一些，我回避了自己經常使用的「中共專制政權」的說法，而用了「中國大陸」這個中性的詞語。然而，讓我沒有想到的情況發生了：我話音剛落，充當主持人的、也是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樓總經理的某先生（後來我才得知此人還是香港藝術局的委員）立即宣佈：「我們與龍應台女士的交流，以後還有很多機會。由於時間關係，這個問題就不用回答了吧。」
聽到這兩句話，我非常震驚：這難道不是一次平等對話的沙龍嗎？龍應台女士當然有權不回答我的問題，但作為主持人絕對不應當帶頭破壞「遊戲規則」，越俎代庖地宣佈哪個問題可以回答、哪個問題不可以回答。
此前，我在中國若干所大學講演，學生提問的紙條經常遭到主持人的「甄別」，比如涉及到政府腐敗、「六四」和法輪功等問題的紙條，通常會被主持人「攔截」。對此，我不斷表示強烈抗議。今天，在號稱言論自由的香港，尤其是在以學術自由為首要原則的大學，居然發生類似情況，真是匪夷所思。
頗有風度的龍應台沒有理會主持人的阻止，還是回答了我的問題。
龍應台回答的第一個原因是：「我生長在臺灣，對臺灣的情況很熟悉，所以我能夠用最尖銳的語言來批評臺灣。但是，我沒有在中國生活過，對大陸不熟悉，所以我無法更多地批評中國，我不能在評論我不熟悉的地方的時候把話說得太滿。」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身處海外不足以成為回避批評中國的藉口。首先，中共的專制、腐敗與殘暴，是連文盲也知道的事實，是無須經過深入的「田野調查」就明白的「常識」。它並沒有龍女士所說的那麼「複雜」。豈能用「不熟悉」輕輕帶過？
其次，今天資訊傳播迅捷，世界日益變成「地球村」，兩岸三地的交流日漸頻繁。而中共的獨裁統治不僅傷害到中國自身，還會波及香港和臺灣。最典型例子的便是沙士事件，中共當局掩蓋疫情，導致病毒傳播到香港、臺灣和東南亞各國；中共為了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甚至阻止世界衛生組織對臺灣實施幫助。龍女士為何對中共政權的低能、愚蠢和冷酷一言不發呢？
第三，我讀過龍女士寫的一本名叫《這個動盪的世界》的作品，描述東德共產政權無孔不入的特務統治：有四分之一東德公民是秘密員警或線民。龍女士本人沒有在共產黨時代的東德生活過，卻能根據資料和採訪記錄，寫出這本揭露東德制度之暴虐和邪惡的好書。那麼，龍女士經常往來於中國，對其政權性質與民眾的苦難也應感同身受。她為何只是淡淡地批評一下「上海小男人」，卻長久地對中國的專制制度保持沉默呢？
龍女士解釋的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從策略的層面展開。她說：「我當年的《野火集》在臺灣引起轟動，是因為能在《中國時報》這樣一個強勢媒體上一篇篇地發表出來。否則，沒有那麼多的讀者讀到，它就不會發揮那麼大的功用了。因此，從操作層面來說，我們必須考慮到應當把話說到甚麼程度的問題，不能說一句話就被人家把嘴封住了。」
我理解龍女士的良苦用心。我當然知道，今天批評中共政權，比昨天批評臺灣的國民黨政權要冒更大風險；但我也知道，今天發表批判中國現狀的文章，已經有了一點點的空間。「文革」結束之後，中共那像鐵屋子一樣的極權體制已經被擠開了一道門縫。在考慮策略的前提下，某些批評是可以進行的，還不至於會危及批評者人身安全。更何況，龍應台具有海外身份，相對於中國本土知識份子更安全。
因此，我認為：龍女士在此問題上採取了一種「自我保護過度」的策略。一旦策略壓倒價值立場、對策略的考慮超過對價值立場的堅守，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又體現在哪裡呢？
龍應台解釋的第三個方面的原因是：「我身處兩岸三地的複雜局面之中，我的批評文章可能會遭到權力者的誤解和扭曲。比如，我批評臺灣政治的文字，在中國會被摘錄出來無限放大，而我批評中國的段落卻被刪掉了。同樣，我批評中國的文字，在臺灣也會被放大。因此，我在寫作的時候不得不更加謹慎。」
這個說法依然是搪塞之詞。首先，在互聯網時代，一個政權已經無法隨心所欲地竄改、扭曲知識份子的思想了。比如，在中國的傳統媒體上發表文章，通常會遭到編輯和新聞檢查官們的刪改，刪改掉的往往是關鍵的地方。但是，作者很容易將全文在網路上發表出來，讓讀者同步讀到文章的全貌。
其次，龍女士為何在批評臺灣、香港的政治人物時脫口而出，而對中國高層的批評卻吞吞吐吐？很明顯，龍女士對「可以批評的政府」大膽批評，而對「不可以批評的政府」斟酌再三。她知道，陳水扁和董建華也許聽不進去她的批評，卻無法運用權力手段對她實施壓制和迫害；但是，中國對她這樣的客人，隨時會「變臉」。她必須對中共「謹慎」，而無須對港臺「謹慎」。這難道不是一種「欺軟怕硬」嗎？龍應台女士頻頻造訪中國，享受眾星捧月般的待遇。她可以在央視露面，也可以出版多種作品。「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是中共無孔不入的「統戰」政策的一個部份，中共將她當作「高級統戰花瓶」來看待。
在龍應台回答完此問題之後，那位主持人立即改用廣東話主持會議。非常明顯，這是對不會聽說廣東話的我們這幾位外來者的排斥。我對某些香港文化人的狹隘和膽怯深感遺憾，雖然名為「二十三條」的國安法已被無限期擱置，但某些有身份的香港人比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還要深味「自律」之道。我們幾位來自中國的學人遂退席抗議。
次日，龍應台又約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會面，親自向我解釋她的「苦衷」。也許，她也覺得那個主持會議的香港學者的做法不妥吧。不過，她的這一「禮賢下士」之舉，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