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蔡英文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台北教育大學日前正式成立「東協人力教育中心」，辦公室設在總統府。直通蔡英文總統的新南向辦公室主任黃志芳在參加揭牌儀式時巧解：「企業的『企』，若把『人』拿掉，就變成『止』，沒有人才就走不出去。」這一招拆字法拆得好！一語道破企業的發展植基於人才的道理，也說明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人才才是根本。台灣現有的東南亞人才大量不足，如何在短期間內培育出足夠的人才為政府、企業、教育和社會各界所用，毋寧為當務之急。
其實這個結果不是偶然，它是台灣朝野、政府與民間長期「重美歐，輕亞非」，重視東北亞的日韓、漠視東南亞各國所致，固然有牽涉到主宰台灣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卻也不能排除台灣各界對過去長期經濟發展落後的東南亞國家所存在的優越感，甚至在心理上存有不值一顧的偏見，有以致之。
黃志芳提到「台灣高等教育產能過剩」，透過吸引東協人才來台留學，對台灣少子化的問題不但提供一個解方，也為台灣企業進軍東南亞培養了人才，誠然是一舉兩得。但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會長謝明輝則提出諍言：過去政府根本沒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媒合機制，讓來台留學的越南大學生有管道接觸越南台商，導致越南留學生學成歸國後人才即流失。這種吸引外籍生來台留學的目的何在？實在很令人懷疑。台灣提供寶貴的教育資源，培育出高等教育水準的越南留學生，回國後卻無法為當地台商所用，更遑論教育當局可能根本就沒想辦法留下越南留學生，讓他們成為為台灣培育下一批「知越派」人才的師資種子。
從這一點看，就知道台灣不只需要「東協人力教育中心」，而是「台灣東南亞人才教育中心」，讓優秀的東南亞人才留在台灣發展幫助台灣，或讓他們回到母國後幫助台商，不然，弄到最後，只是變成為東協國家培育高級知識與技術人才（台灣幫東協代工？）。他們鮭魚返鄉後投效的不是台商而是陸資企業，那不但與政府新南向政策的初衷有悖，更斲傷了東南亞台商進一步的發展機會。
教育部在東南亞語言和師資發展上的思維，不能只停留在吸納東協留學生，或是只在一兩所大學增設東南亞人才培育的學分學程或碩士學位學程，更要在地方政府的層級上，加強推動國高中的東南亞語言選修課程；透過政策規劃，協調各縣市教育局妥編預算，推動各校推廣東南亞語言的學習。
以台北市為例，2015年全台市26所公立高中，總共開設293個第二外語班，最多的是日語、其次是法語、德語、西班牙語、韓語、拉丁語，合計高達289班；最後一名是越南語，總共只有4班，開設的學校只有成功中學和華江中學，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語言班則完全沒有一所學校開設。公立學校如此，私立學校就更難樂觀了。
這反應的，不只是當前台北市的教育政策思維幾乎不考慮現階段台灣社會的發展現況，也顯露出台灣在客觀環境上根本缺乏東南亞語言人才的困境。因為首善之區都這樣了，其他縣市的學校更不可能有足夠的師資、條件，乃至動機、意願、眼光，來興辦東南亞語言課程。
台灣一方面長期漠視東南亞語言的教育政策，一方面又基於經濟和社會的實際需要，輸入外勞和接受外配，影響的層面就不僅僅是外交和經貿，更是台灣的內政和社會安定。因為台灣一直站在如何讓外配學習台灣語言以便融入台灣社會的角度思考，而不是相對尊重他們原生的母國文化和語言，於是造成母親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台灣新住民家庭，更難在各自的家庭傳承東南亞母語的教育和文化，等於處在社會和家庭的雙重弱勢。
這些新住民家庭有不少的比例是屬於社會局列管的高關懷家庭。高關懷家庭不只是經濟上的弱勢需要克服，新住民配偶在家庭中的弱勢地位也一直是潛伏未顯的嚴重問題。政府若是採取積極輔導的政策，例如透過訓練和認證，幫助有適當學歷和能力的新住民在社區扮演東南亞語言的傳授角色，讓這些人在家庭中的語言弱勢轉變為語言優勢，協助她們建立文化自尊，出身新住民家庭的小孩也更能保全自尊心，並以不同於一般台灣人家庭的小孩的條件面對未來社會的競爭。
打破台灣教育思維繼續由美歐日主宰的現狀，規劃政策，開拓符合台灣社會現狀和需要的第二外國語言教育資源，開始重視東協十國的語言學習和師資培育，的確需要立即採取行動。執政的民進黨正式啟動東南亞文化及語言計畫，在中央黨部開設越南語、印尼語及泰國語課程，顯示民進黨在精神上能保持謙卑學習的態度，但仍需要社會給予更多的重視。
我們要指出的是，台灣長期在東南亞語言教育的缺席，反映了思維空洞化現象，其實導因於政府和民間習於大國文化或經濟附庸的結果。台灣人嚴重缺乏從自己的國家在世界地圖上所處的地理位置，去思考必須和周遭的鄰居建立怎樣的關係，在短期、中期和長期上必須有怎樣不同進程的政策規劃。只有建立台灣主體性的思維，才能發展出符合台灣最高利益的世界觀，它的經貿戰略、國安戰略，乃至社會安全，才能切合台灣的實際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