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戰爭，而是屠殺

很多漢族知識分子是六四屠殺之後才覺醒的，他們親歷了六四屠殺，才明白共產黨軍隊不是「人民子弟兵」，而是屠夫和劊子手。他們的覺醒來得太遲了，共產黨軍隊對本國民眾以及被殖民的其他民族的屠殺，從其「八一建軍」之後就開始了。而且，他們中大部分人的覺醒是在「半夢半醒之間」——有一次，我參加在華府中共使館門口舉行的紀念六四活動，應邀發表演講，剛剛講到六四屠殺，不是例外和偶然，六四屠殺應當與中共對藏人、維吾爾族的屠殺等量齊觀，立即就有人打斷我的發言，一定要反對這種「分裂祖國」的言論。此類所謂的「異議人士」，在以屠殺達成「祖國統一」這一議題上，與使館裡的那些人實在是「殊途同歸」。

中共不僅大肆屠殺尋求獨立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各少數民族，而且採取「以夷制夷」的惡毒策略，挑動少數民族之間自相殘殺。長期在青海工作的老幹部韓有仁，打破禁忌，秉筆直書，撰寫了《一場被湮沒了的國內戰爭》一書。書中引用了一個重要細節：當時，解放軍宣傳人員尉立青采寫了一篇題為〈一等功臣蘭拉科〉的報導，主人公蘭拉科係蒙古騎兵機槍射手，他有一手神槍，「挨著腦門給敵人點名，叫誰倒誰就得倒」。有一次，「他和一班副兩個，在溝裡抓了40名俘虜。據說，這是他一個人衝到敵群裡，端起機槍一聲大喊，嚇得敵人慌了手腳，想抵抗也來不及了」。在玉樹，「他先後作戰50次，打死打傷和俘敵人103人」——這個殺人數字，快趕上中日戰爭期間「百人斬」競賽的日軍官兵了：1937年，日本軍官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在從上海進攻南京途中，展開誰先殺滿100個中國人的競賽，斬殺了106人的向井敏明，勝過了斬殺105人的野田毅。

中國將殺人如麻的日本軍官視為惡魔，但同樣殺人如草不聞聲的中國官兵，不也是惡魔嗎？「一等功臣」蘭拉科所在的騎兵某部二連，「更是一個英雄連隊，在3年平叛中，殲滅叛匪9千餘名」。一個最基礎的軍事建制——連隊，居然屠殺了多達9千名藏人，那麽整場大屠殺究竟殺害了多少藏人呢？

有蒙古血統的我，特別注意到這名蒙古族「戰鬥英雄」及其所屬的蒙古騎兵部隊的「赫赫戰果」，並為此深切傷痛且懺悔。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更以此為主題寫出《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一書。楊海英是出身南蒙古的蒙古人，從小聽著曾為騎兵的父親，講述有關蒙古騎兵的故事。由此，他開始研究在滿洲國時代，日本殖民當局訓練的蒙古騎兵的歷史，其中被深深掩蓋的一段是：日本戰敗後，這隻驍勇善戰的軍隊被編入解放軍，並受命出兵西藏「平叛」。

當時，毫無軍事經驗的藏人，在蒙古騎兵面前猶如待宰羔羊、引頸受戮。再後來，文革期間，南蒙古人遭中共虐殺，手上沾滿藏人鮮血的蒙古騎兵，大都遭殘酷清洗，正所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們自己也視之為殺害藏人而遭受的「天罰」。原本親如一家的蒙古人和藏人，被中共驅使自相殘殺，命運何其悲慘。

「喜馬拉雅巔峰，浮現劫火光影」

50年代末中共在藏區「平叛」，是以現代化武器如：機槍、坦克、飛機乃至化學武器，屠殺數十萬藏族牧民，宛如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然而，猶太大屠殺在全球範圍內，家喻戶曉，中共屠殺藏族卻不為人知。

韓有仁歷經千辛萬苦，採訪到若干參與那場「國內戰爭」的官兵。比如，參加「玉樹平叛」的士兵老李，在敘述騎十三團和第四百團合圍殲滅「敵人」時，繪聲繪色地說：「這一仗衝傍晚打響，激戰到拂曉，槍聲不斷、炮聲隆隆，信號彈、曳光彈、照明彈此起彼伏。大草原上閃爍之光，瞬間改夜如晝。光電的輝映顯出遠處群山的峰巒疊嶂，各展雄姿，景色奇特壯觀。」他居然還有觀賞美景的閑情逸致，藏人消逝的生命，在其眼中一錢不值。

韓有仁指出，除了戰場、俘虜營以外，還有一個置大量「叛匪」於死地的「黑洞」——那就是以「叛亂罪」被判刑投入監獄的勞改場所的人犯。據官方披露的數字：「從1958年到1960年，青海省直屬勞改、勞教系統3年『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非正常死亡，高達4萬9千304人，佔總數16萬的百分之三十（30%）。」其中有不少就是被關押、被虐待的藏人囚徒。

藏人被屠殺，首要的兇手是以漢人為主體的共產黨政權，蒙古騎兵則充當幫凶的角色。楊海英的《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一書， 即圍繞蒙古騎兵在藏區的殺戮展開。此前，楊海英寫過《沒有墓碑的草原》一書，描述中共在南蒙古的種族清洗，蒙古人是受害者；而在《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一書中，蒙古人則半推半就地充當加害者的角色，與藏人同為遊牧民族，蒙古人鎮壓藏人似乎更為得心應手。而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也有過與信奉佛教的蒙古人同樣的厄運——先是被共產黨利用作為屠殺藏人的利器，然後又被共產黨擺在刀俎之上，真是：「正笑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

「喜馬拉雅巔峰，浮現劫火光影」，當年日本人專門為蒙古人開設的興安官校的校歌，似乎預言著蒙古雄騎與西藏的雙重悲劇命運。儘管烏蘭夫早在1955年就提出「對少數民族用兵為下策」，反對並抵抗毛澤東武力鎮壓西藏，但由於本民族於滿蒙時代的「對日協力」歷史問題，可能遭致清算，在沉重的苦惱中，不得不派出兩個騎兵團「進藏平叛」。楊海英眼見當事人日漸凋零，「不忍青史盡成灰」，採訪到若干在歷次政治整肅中倖存下來的蒙古騎兵官兵及其後人，記錄下了他們痛心疾首的證詞。

楊海英說服一位名叫朋斯克的老人，請他講述遠征西藏的往事。經過多番勸說，老人這才打開關閉半個多世紀的話匣。當時，經過共產黨洗腦宣傳，這些蒙古士兵相信，「凡是藏人全部都是敵人」，「我們的戰鬥方法很簡單。中共空軍首先實施空襲，投下大量的炸彈，造成藏人混亂，步兵則趁機用機關槍向混亂的人群掃射。九死一生突破步兵包圍圈的藏人，迎接他們的是揮舞洋刀的蒙古騎兵」。

到了晚年，老人對那段歷史有了沉痛的反省：「中國藉蒙古人的力量合併了西藏。這是其一。沒什麽能比最優秀的蒙古戰士手握人類最強武器日本刀時，更能發揮可怕的戰鬥力了。而中國人毛澤東利用了這一驚人的戰鬥力。他的陰謀，確實更可怕。第二，烏蘭夫一直保存的這支自滿洲國時代以來的武裝勢力，被中國消耗殆盡了。中國政府絲毫不願意看到手握日本刀的蒙古騎兵的存在。最後，讓蒙古軍隊與西藏人戰鬥，從而在兩個民族之間，製造了新的仇恨，離間了少數民族同胞。可謂一石三鳥。」

楊海英又採訪到蒙古人噶丹，噶丹回憶說，他的伯父巴瓦是蒙古騎兵中的神槍手，有一次俘獲了四十多名藏人。就在巴瓦走進帳篷，熬奶茶時，中國軍隊將俘虜排成一排，用機關槍掃射。巴瓦衝出來抗議說：「繳械者不殺！」可是，中國軍人對其不屑一顧。中國軍隊不僅殺俘虜，也殺婦孺。中國人義正詞嚴地譴責日軍在侵華戰爭期間濫殺無辜，對自己屠殺更弱勢的民族的暴行，卻從來閉口不提。

這場「國內戰爭」，與其說是戰爭，不如說是屠殺。兩方的實力、武器和技術差異，甚至大於當年西班牙人與印加帝國之間的差異，也大於八國聯軍與義和團拳匪之間的差異。

「半截子的近代化」與蒙藏兩民族的未來

1945年，日本戰敗，滿洲國和德王蒙古自治政權瓦解之後，繼承蒙古騎馬戰術的優良傳統、又吸收了日本近代軍事思想和訓練的蒙古武士，被解放軍所整編，清除了其內部的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精英，完全成為一支共產黨的「傭兵」部隊。國共內戰時期，這支騎兵部隊參加過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中共建政後三次參加國慶閱兵儀式。朝鮮戰爭時期，蒙古騎兵師團被調遣「支援前線」，緊接著做為「傭兵」被調遣到鎮壓青藏高原的武裝起義中。

楊海英用「傭兵」這個概念，指稱被中共控制的蒙古騎兵，其實，蒙古騎兵連「傭兵」的地位都沒有。所謂「傭兵」，必定跟僱傭者之間有一份契約，收取可觀的報酬；在完成合同之後，還可以選擇下一個服務對象，它有相當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但是，被改編到解放軍之中的蒙古騎兵，不被信任，被充作炮灰，即便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等待他們的是解除武裝、政治清洗、種族滅絕。與之相比，「傭兵」不知要幸運多少倍！蒙古騎兵的境遇，甚至比不上中世紀伊斯蘭世界中，享有種種特權的「奴隸軍隊」馬穆魯克。

蒙藏兩個民族遭遇滅頂之災，最大的原因是他們不幸成為中國的鄰居，惡鄰侵門踏戶，他們走投無路。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思：蒙藏兩個民族，為何未能成功實現現代化？如果實現了現代化，不就擁有對抗中國的實力嗎？本書講述了滿洲國時代蒙古地區的現代化，其標誌是1934年「興安官校」的設立。這所軍校從建立起，就達到了很高水準，整個「蒙古世界」——不僅僅是滿洲國的蒙古人，西部德王統治下的蒙古聯盟自治政權，甚至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有志青年都來報考和學習。

然而，就蒙古區域而言，他們在日本的扶持下，只是在軍事領域，實現了部分的現代化，整個社會結構並未走向現代化。滿洲國內的蒙古地區，進步稍快，德王政權也在日本的支持下，施行了一系列現代化改革，我在《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書中有專章討論德王改革的成敗得失，其改革成果相當有限。換言之，日本刀固然無比鋒利，但僅有「日本刀」的現代化，對蒙古這個民族來說是不夠的。

以西藏而論，辛亥革命之後，西藏取得實質性的獨立地位，十三世達賴喇嘛開始了現代化改革，比如派遣貴族學生，到印度和英國留學，聘請歐洲人修建水電站，建立新式軍隊等。然而，這場改革遇到保守勢力的頑強抵抗，而功敗垂成。西藏的封閉、停滯，使得它成為中共眼中唾手可得的一塊肥肉。

可以說，蒙古和西藏都經歷了各自半途而廢的「戊戌變法」。在東亞視野下，日本的明治維新、脫亞入歐，在富國強兵層面上，獲得成功。中國現代化的步伐比日本慢，所以日本打敗了大清帝國和沙俄帝國，一躍成為亞洲第一強國。但日本並未完成精神、思想和民主政治層面的現代化，導致此後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蒙古和西藏的現代化又比中國慢，所以後來不幸淪為中國的殖民地。

現代化是任何民族、國家都必然經歷的一場巨大蛻變。抵制近代化的結局是可悲的，如南美和北美的原住民，與優勢文明接觸之後，數十年間人口銳減九成以上。弱者必須奮起直追。這不是為屠殺者辯護，而是為弱勢民族尋找未來的出路——直到今天，蒙古和西藏仍面臨著如何推進現代化的難題。

我曾接觸過藏人流亡社群，他們的第二代有不少進入歐美一流大學學習。但迄今為止，還未出現一個藏人的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群體。若未來西藏贏得獨立，建設西藏必須要有豐富的人才儲備，流亡藏人社群必須未雨綢繆。十四世達賴喇嘛部分地實現了藏傳佛教的「宗教改革」，但這場改革遠未完成。藏人和蒙古人共同信奉的藏傳佛教，不能只是供西方人茶餘飯後消遣的「心靈雞湯」，藏傳佛教中如何產生現代思想——如同韋伯所謂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至今看不到明顯的跡象。南蒙古、東突厥斯坦等急於脫離中國的區域，未來也將面臨同樣的難題。

南蒙古的「五重悲劇」與楊海英的「三重背叛」

楊海英採訪了若干蒙古族的加害者，也採訪了若干藏族的受害者，他如此坦率地表達了自己坐在藏人受害者面前的感受：「做筆記的手顫抖，沒有勇氣直視兄妹倆的眼睛。」

本書的最後，總結了蒙古民族的「五重悲劇」：日本對蒙政策的非一慣性，以及日本戰敗導致其未能實現民族獨立；《雅爾達協定》阻礙內外蒙古民族統一；中共民族政策的欺騙與背叛，至今標榜的「高度自治」只是有名無實的「區域自治」；為洗刷歷史上的「附逆日本」之原罪，效忠中國，對同為弱小民族的藏人揮舞洋刀，這是因為「中國人成為南蒙古統治者而造成的悲劇」；遠征西藏歸來的蒙古騎兵被解散，尋求民族自決的歷史，成為種族屠殺的藉口，民族精英喪失殆盡，民族區域遭肢解。至今，蒙古民族尚未從這「五重悲劇」中解脫出來。

作為《沒有墓碑的草原》一書中文譯者的劉燕子，在一篇書評中指出：「《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在平靜的文字中，矗立著高昂悲壯的民族未竟理想，同時作者忍受流血的疼痛，用一把鐵絲棕毛刷來梳理本民族的汙穢——身為一個曾迫害他人民族的蒙古人，並未因為遭受過大屠殺而清白無辜，享有「政治正確」、「普世道德」的豁免權。」楊海英「自揭傷疤」的勇氣，堪比猶太裔思想家漢娜．鄂蘭。漢娜．鄂蘭身為深受猶太同胞愛戴的知識界領袖，且曾擔任「猶太復興委員會」領導工作，在採訪艾希曼審判期間，因為道出了「犧牲者的能動性」，即揭露二戰時期，歐洲各猶太社群與納粹合作的事實，幾乎成了猶太社會的「賤民」和「棄兒」。許多猶太知識精英都因此與她絕交，恰巧說明自民族被屠殺的歷史，在前所未有圖騰化的同時，成為禁忌叢生的領域。

楊海英經歷了比漢娜．鄂蘭更艱鉅的「三重背叛」：出身於中國統治下的南蒙古鄂爾多斯草原，卻拒絕「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為「一重背叛」；1989年，經歷了六四屠殺的衝擊，放棄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系的教職，赴日本留學，又歸化為日本籍，是為「二重背叛」；在種族上堅持蒙古族認同，卻又將那段幽暗的民族史曝光於天下，是為「三重背叛」。儘管「世人皆欲殺」，但本書譯者吉普呼蘭在〈譯者記〉中向其表示感謝與欽佩之情：「對於蒙古人而言，楊海英發出了他們一直不敢發出的聲音，道出了他們至今不敢講的歷史和現實的真相。」楊海英超越了特定群體之歷史禁忌，將蒙受的苦難賦予更廣闊的人類記憶內涵，在精神上遏制了黑暗與黑暗對峙、仇恨與仇恨循環的可能。

如何擺脫受害者與加害者兩種身份的盤根錯節、犬牙交錯、苦痛與恥辱的煎熬？從蒙古族的「五重悲劇」和楊海英個人的「三重背叛」中，或許可以找到一把浴火重生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