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黨在11月4日期中選舉的挫敗，讓共和黨在參眾兩院獲得過半數而控制國會並不令人意外，因為美國和國際間觀察家早就分析和判定這種情況。
一位台灣的學者，在春天刊登的文章就指出兩大因素，將導致美國政局的重大演變：
（一）歐巴馬政績不佳，民調一直滑落，將成為民主黨候選人票房毒藥；
（二）投票人口因素，期中選舉投票率比2012年大選年減低甚多，踴躍投票的以老年和白種人選民最多，有利共和黨。
2012年，年青（18歲到29歲）選民參加投票有42%，絕大多數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因為他們對歐巴馬執政失望，這一次投票率只有21%。年青人及其他年齡群的選民，都對歐巴馬政府投下不信任票。
兩年前的大選，歐巴馬總統順利連任，表面上情勢一片大好。美國媒體對他的第二任曾寄以厚望，認為他所標榜的「希望」(hope) 和改變(change) 將大有作為，共和黨將難翻身。可是歐巴馬的第二任，從2013年1月開始，即每況日下，許多方面與台灣的馬英九總統很相似，是個不得民心的跛腳領導人。
歐巴馬個性自大，好勝，偏執，偏聽偏信，不但沒有行政歷練，在華府時間很短，不諳政治上「給」(give) 與「取」(take) 形成共識(conscious-building) 的政治共意識。第一任（2009- 2013）的前兩年，民主黨也控制參眾兩院多數，他不需共和黨議員的支持，也不屑與他們打交道，因而府院關係不佳。2010年的期中選舉，共和黨已取得眾院的多數，開始杯葛、制衡和阻擋歐巴馬的政策。他自由派和偏左的政策，主張擴大政府支出和加稅受到共和黨強烈反對，他不願或不善於溝通，與眾議院關係形同水火。他和民主黨議員也不親近，未能得到他們衷心支持和協助，無法通過重大法案。今年初，他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時，曾威脅欲以行政命令取代國會立法，引起兩黨議員的不滿和抗議。
論者認為歐巴馬第二任的內閣人員資質和經歷大大不如第一任的大臣，這對美國的國安和外交有明顯負面效果。他對一些重大外交問題優柔寡斷和舉棋不定受到國會兩黨議員的強烈批評。例如對敘利亞內戰與敘國政府使用化學武器屠殺反對派和一般平民，及俄國併吞克裡米亞和支解烏克蘭的侵略行徑未能有效因應，不但美國有識之士，國際間盟友也都很失望，認為美國已失去領導世界的意願和能力。曾任國務院高官，現任美國外交關係理事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會長的Richard Haass 在一篇文章說國際社會似已進入「後美國時代世界」(post-American world)，許多政府已不理會美國意向而吾行吾素。
曾任歐巴馬的國務卿希拉蕊，及離職的兩位國防部長蓋茨和潘尼塔（並曾任中央情報局長）都出書批評歐巴馬的外交與國防政策，和領導與決策能力。美國是總統制，總統是三軍總帥，大權獨攬，決定國安和外交，可是歐巴馬在這個領域是門外漢、吳下阿蒙，一人得到，雞犬升天；他聽信過去的助理和顧問，讓他們參贊和決定軍國大計，有如小孩玩大車。希拉蕊在她自傳「抉擇」，曾批評「童子軍」指揮資深官員的情況。
推動友台政策
台灣在美國之會友人，尤其是眾議院，支持美國對台軍售和安全合作，並通過友台法案如「台灣政策法案」(Taiwan Policy Act)，但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因不欲挑戰本黨總統歐巴馬的外交政策而「按兵不動」，未能成案。共和黨掌控國會兩院後，可望有效制衡和施壓歐巴馬政府，積極推動友台政策。
歐巴馬政府過分偏重美中關係，其大聲宣示的反制中國擴張和霸權主義行徑的「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 政策，並未重視台灣的重要性和角色。台灣是民主自由的國家，維護其安全和不受中共政權的牽制，有助於亞太和平，也符合美、日和其他亞洲民主國家的利益。台灣如何藉美國政局改變，適時有所作為？
本報社論和專欄多次呼籲台灣公民團體、智庫和民進黨應重視對美國的外交。民進黨和「台聯」立委應更努力進行對美的國會外交，並要求馬政府放棄「外交休兵」政策，強化對美國會的合作。
1994年柯林頓政府曾做過對台政策檢討，除了讓台灣駐美代表處，從「北美協調會」改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和其他一些細節的調整，美台關係並未有重大改善。美國智庫已提出美國政府重新檢討對檯政策的要求。明年新國會開張以後，勢必施壓歐巴馬政府再度進行對台政策的檢討。
台灣各界、民間、立法院和馬政府應該重視此一重要、來之不易的機會，事先有所規劃，對美國國會、媒體和智庫進行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提出我們的訴求。如果台灣人不努力爭取本身權益，就不要埋怨美國不重視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