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北市議員賴素如針對自己所涉的貪污案件，因辯護人在偵查中無法閱卷，致向大法官聲請釋憲，法務部雖以看守內閣及準備不及之理由要求延期，司法院仍將於三月開啟憲法法庭為辯論。由於此等爭議，由來已久，且關係被告防禦權的行使，甚至是人身自由的保障，致與聲請者是藍、是綠無關，而是涉及更重要的正當程序保障。
由於我國刑事司法並不採所謂起訴狀一本主義，即檢察官在起訴時，除了起訴書狀外，更得將所有卷證一併移送至法院，故根據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而無辯護人之被告，除非筆錄內容會妨礙他案偵查，或者涉及他人隱私，否則，根據此條文第2項，亦得於審判中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之影本。只是對於被告方的閱卷權利，由於法條明文僅限於審判中，則關於偵查中，即於案件尚在司法警察、檢察官調查時，被告辯護人可否為閱卷，遍尋現行刑事訴訟法，卻是隻字未提。這就使司法實務，以反面解釋及偵查不公開之理由，來否定律師於偵查中的閱卷權。
惟法律未明文偵查中閱卷權的漏洞，能否由司法者自行反面解釋，實有侵害立法權的極大爭議，且關於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的偵查不公開，其對象乃針對一般人的不公開，若以此理由來否定律師的閱卷權，實侵害被告辯護權的核心。以羈押來說，由於涉及人身自由的拘束，為了避免其成為先行刑罰的手段及被告緘默權之保障，故檢察官聲押的理由，就應限於被告有逃亡、湮滅證據或串供之虞。只是證諸現實，被告不認罪致遭檢方向法院聲押者，雖不能說普遍存在，卻也不能說少見。
而因羈押涉及人身自由的拘束，故其審理亦會以言詞辯論的規格行之。惟因被告律師不允許對檢察官所提供的所有卷證為閱覽，致難以掌握整個案件的全貌，則其於法庭之上，就僅具有形式意義，致處於一種空白辯護。這也使法官於羈押審查時，就完全聽憑檢察官一方，原本已處劣勢的被告方，更會因此等資訊的匱乏致遭突襲，不僅有違武器平等，亦間接助長押人取供之歪風。
所以，在考量訴追機密性之維持及被告訴訟權之保障下，即便在偵查中，無法全面對被告方為公開，亦應參考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4項或者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47條之規定意旨，即於羈押審查或對羈押提起救濟時，只要不妨礙偵查目的，就應讓辯護人聲請閱覽法官手中卷證之權利，以使檢辯的資訊不對等趨於平衡。
此外，仍須考慮的一點是，在偵查中，檢察官擁有絕對的優勢，被告辯護人就只能處於挨打的局面，故為了平衡此等落差，關於被告辯護人的取證權的賦予，亦應是未來必須考量的方向。而就現階段來說，針對被告辯護人於閱卷或在場之權利，就不得動輒以有湮滅證據、串供或洩漏偵查資訊等理由來加以限縮。此種作法，並無助於訴追效率，反是對在野法曹，即律師業的嚴重污衊，更侵害被告辯護權的核心。凡此種種，肯定也不符合正當程序之保障。
總之，刑事司法在追求犯罪控制之同時，更須顧及正當程序的保障，則被告方於偵查中的閱卷權，除亟待大法官解釋為釐清外，立法者更須儘速為法律檢討與修正，以符合人權立國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