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阿扁總統執政時代，台灣48個監獄與看守所已是人滿為患，有些獄所的收納人數更是超出原容量的3至7成，據受刑人形容：「晚上睡覺根本就是擠沙丁魚。」
近幾年，獄所人滿為患的情況並沒有改善；甚至，隨著毒品的氾濫以及酒駕刑罰的嚴厲化，越來越多的大小毒犯與酒駕慣犯擠爆了鐵窗內的空間，人權早就消失在身體與身體緊密的縫隙中，而刑罰論所要追求的預防再犯目的，也已煙消雲散。
但無論如何，這個問題不得不解決。以毒犯問題為例，原則上，方法有三：一是多編預算、多蓋監獄及看守所來收容；二是學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直接授權警察當街格斃毒犯或是疑似毒犯；三是採取立委顧立雄「醫療前置化」的提議，讓毒犯在被監禁之前，先藉由醫療方式，改善其藥物成癮的狀況。
多蓋監獄及看守所，勢必面對幾個質疑。首先，在政府財政短絀、用地取得又有諸多阻礙的情形下，要在短期內達到目標實屬困難；其次，廣建監獄之後，如果還是無法有效教化和戒除毒犯及毒癮，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就像鯀之防堵式治水般徒勞無功。
至於杜特蒂當街格斃的手段，在專制又無人權意識的國家或許可以這樣說幹就幹，但這種極可能造成濫殺無辜後果的做法，在已然法治化、民主化的台灣，根本就是要被譴責的犯罪，那麼，豈能容許以犯罪行為去遏止犯罪？
或許，立委顧立雄「醫療前置化」的提議是可以考慮的方向。但是，誠如勞工休假問題的殷鑑，如果沒有妥適的配套措施，立法美意將會轉變成政治與社會的災難，治絲益棼。
根據一項針對台灣毒品案件的實證統計報告指出，受戒治人在獲停止戒治處分出所後，每10人就有3人被撤銷停止戒治再回籠執行殘餘刑期。這種高再犯率，在「醫療前置化」實施後會更輕還是更重？如果更重，有何配套措施？
另外，以一件毒品個案的偵辦過程來看，某毒犯涉嫌持有兩小包各0.2公克的甲基安非他命，被警方埋伏逮捕，但光警方是以合法「誘捕偵查」方式，還是利用非法的「陷害教唆」方式逮捕嫌犯？歷經一審、二審長達一年以上冗長的訴訟過程，調錄影帶、傳訊證人、法律解釋與適用攻防，才最終塵埃落定。
試問，如果好不容易被判刑定罪後，入監前還要經過「醫療前置化」的戒治，若是被判定戒治有效果即可免刑，那前述耗用的司法資源及警察辦案的辛勞付出，要如何才能使其看起來不那麼荒謬，不那麼打擊員警的辦案士氣？凡此種種，配套措施又在哪裡？
要解決一個沈痾，絕非提出一個政策、修立一個法令就能迎刃而解。毒品犯罪是如此，酒駕又何嘗不然？目前的趨勢，針對酒駕事件層出不窮的現象，是繼續把酒測值標準降低、刑責加重、加倍嚴格執行、擴大連坐處罰範圍，也就是同樣採取鯀的模式，防堵防堵再防堵，但這樣真的能夠解決問題嗎？配套措施呢？
毒品與酒駕，當然是政府及社會大眾要一起對抗的惡行，但該怎麼做才能有效遏阻氾濫的洪水，不要讓惡夢縈繞在台灣人民心中揮之不去？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更周延、更明智地提出對策。顧立雄的提議要納入考量，朱學恆的批判性建言也要聆聽，但切忌重蹈馬英九政府「父子騎驢」的覆轍，要在通盤考量之後，擇善固執，有所為有所不為，始為正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