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體關於幾起思覺失調症病人的犯罪行為與法院裁判結果，引起了社會輿論關注，當中有許多互相矛盾之解讀；或有認為行為人藉由疾病脫罪（跟行為人之精神疾病症狀無關），或者認為這些行為人非常危險（似乎因為病情嚴重無法控制其行為），同時又要求對這些行為人重罰（似乎又認為病情不嚴重應負完全責任）。而可預見的是，不管案件的裁判結果如何，媒體所描劃出可怕的精神疾病病人的暴力行為，將繼續深植人心，對於思覺失調症之病人產生污名化之效果，將使得病人以及潛在之病人以罹患疾病與接受治療為恥，導致不願就醫的問題更加惡化，造成許多病人之症狀難以獲得良好之治療，反而提升病情不穩之風險，實非國家社會精神健康之福。
殺人行為有多種風險因子，從個人、家庭、社區至社會層次之因素皆有，且經常同時運作，並非精神疾病單一因素即可促成殺人行為。日本法務省關於無差別殺人之研究發現，殺人者大多為男性，年齡較輕，家庭交友關係較為不佳，工作經濟與住居皆較不穩定。而且，大多數無前科。個性特徵則包括：敏感、自我批判、自卑、容易煩惱、想法偏頗……內心有許多不平、不滿與憤怒。精神病理學的部分，則包括：人格障礙（不一定是反社會）、人際疏離、暴力傾向、酒精或藥物濫用、曾遭罷凌或虐待等等。關於個案之報導與研究也發現，從開始有殺人風險之出現至殺人行為之發生，當中經過了許多階段，包括疾病之發生、治療之可能與過程、家庭之支持、經濟之壓力、遭遇挫折時之社會救助、殺人行為衝突情境時警察系統之資源等等，皆有社會安全網之支持或防護措施介入（預防或改善）之機會。
可惜的是，社會輿論通常只關注個人的處罰，而在憤怒情緒宣洩之後，社會其實仍然處於同樣的風險境界，未來經歷類似加害人處境的其他人，在仍然無法獲得足夠良好支持防護之情況下，可能還是會成為另一個加害人。學術研究顯示，有精神病之人殺害陌生人之情況非常稀少，很難累積良好的實證資料，無法以個人條件或特質預測何人於何時可能產生殺人行為；而且，即使我們加強防治，讓有真正風險的人不會做出此種行為時，因為缺乏可供觀察的變化，其實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我們對於某人有此防治成功的效果；雖然我們無法釐清所有的導致殺人的因素，但是，所有可能的因素我們都要著力，因為我們別無選擇。
因此，要達至社會安全網之理想，只有精神醫療系統之努力並不足夠，必須從個人至社會多層次之努力，涉及多部門（衛政、社政、司法、警察、經濟、媒體等等）之合作，真正投入人力、時間與經費資源，持續經營，在個人層次進行治療及關懷輔導，在社區層次以守門人系統察覺需要協助之人，以主動式社區照顧模式，結合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就業輔導人員、教師、警察及消防人員等，更為細緻地照顧到病人的身體心理健康、就學、就業、住居、家庭社會互動等的需求，以降低風險實現的結果。同時，政府也需要經由法律與政策之調整，努力創造出一種社會、經濟與文化架構，使得資源之取得與協助之提供更加便利（對於病人與支持者皆然），減少病人在不利或不平等架構下之污名化感受，讓病人有立身之地與發展之機會，同時結合多種專業、動態性地隨著時間經過進行調整，不以負面預防為首要目標，反而是將正面社會福利政策當作主要的努力方向，希望將來在足夠良好的社會福利政策下，或許已經有潛在的加害人受到協助而改變了人生的方向，同時達到降低這種少見的、但又對於社會穩定感傷害巨大的犯罪類型的可能。
※本文轉載自：元氣網醫病平台
文章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