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釀成巨大爭議的台灣DRG制度似乎已風波暫歇，可是醫療秩序與社會道德的重建，正是目前政治轉型過程中的關鍵。也因此，回到醫療與人性的根本價值，讓台灣在轉型正義的政治追求，以及世界經濟危機之中，多一分保障，是台灣必須進行醫改主要原因。
台灣醫改是重要的，如同我國首任衛福部長邱文達教授醫師日前在《元氣網》所發表，加速台灣醫改的呼籲。邱教授指出，即便中國和美國這兩大世界經濟體，也正以醫改重建國家邁向新文明發展階段的目標。有能力自給自足的國家尚且如此，對與國際經貿與人才網絡息息相關的我國，致力此改革，給國民公平的生活機會，非常重要。過去由瘧疾根除、家庭計劃、到衛生所以及醫療網的整建，尤其在中壢事件和宣布戒嚴這段時間，以澤及親屬的方式，大幅擴充軍公教保險的覆蓋率，甚至開辦農保。這些，都是過去保障我國在適應經濟巨變，和快速政治轉型中，社會價值重建與維繫的根基。
服貿醫療篇導入中國管理模式和資金 讓人無法相信政府
邱部長也在該文中正確的指出，修正支付制度、提升醫護人員的待遇和落實分級轉診制度等，為三大台灣醫改必行的方向，可是這樣的改革絕不是中央政府可獨立完成的。因為這些問題的根本解決，需要中央政府尤其是健保署放棄中央集權乃至於殖民操控的心態，以決策公開透明和分權的方式，讓六個健保分署因地置宜的方式來評估整體營運績效。尤其是允許各自發展強化醫療專業團體，和民間團體自我和相互監督的方式，發展健全醫療體系和社區健康的支付制度，將醫療專業人員由財團的掌控中解放出來。這也是提高醫護人員待遇的根本條件，以市民經濟而非市場經濟的概念來經營醫療事業，讓專業人員甚至資深的志工經過認證，都可以扮演教育推廣的角色，成為社區支持體系發展的領導人。市民經濟的願景，就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在醫療、甚至未來的長期照護體系中賺到錢；每個資深參與者，都有機會成為教育者和經營者，這才是分層轉診乃至於永續社區健康照護發展的基礎。
目前台灣跟財團掛勾嚴重的中央政府，是完全不符合民眾與專業期待的。甚至其所訂立的長期照護服務法，都限定只有法人能夠提供服務，對生活照護支持的法案規範，竟然比處理急重症疾病的醫療法更為嚴格，更不信任專業。如此給政府更多施捨核准的空間，伴隨著DRG等引發劇烈反彈的失誤政策，都是重大敗筆。更別說曾規劃的服務貿易法，其中的醫療篇章引起導入中國的管理模式和資金來進一步魚肉台灣醫界的疑慮，這就是目前政府施政完全不獲良善人民和正直專業人士信賴的原因！
相信台灣的民間力量 政府的治理就會成功
回顧台灣醫療發展的歷史事實，只有尊重民間力量的政府才能夠成功治理。筆者過去在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領導反健保公辦民營時，就有許多高階中央政府衛生官員和政策規劃人主動參與，反抗不當的政府政策本來就是無分職位的台灣醫界重要傳統。蔣經國總統延攬吳基福醫師規劃衛生福利部雖然失敗，可是吳醫師所告誡社會發展需要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力量的諍言，這位執政後期大力協助台灣民主發展的領袖顯然聽進去了。所以，特赦在黑名單上的黃崑巖教授回國主持成大醫學院，也支持中壢事件之後黨外聯合競選捍衛醫療權的政見，更接受高雄縣長余陳月瑛女士實施農保的政策，這些都是我國能夠發展全民健保的重要基礎。而其所任命許子秋和施純仁兩位署長，更成功地導引民間力量，健全台灣醫療體系和專業社會的發展。這些實例告訴我們：在台灣，只有徹底尊重，並能厚植民間力量的政府，才有能力改革，才能贏得民心。
在目前體制崩壞的時刻，台灣醫改勢在必行，看守內閣與新執政團隊應無縫接軌，而非在我國面臨世界金融市場和台灣醫療體系危機的時候空轉。要尋找台灣醫改新的出發點，不管新舊執政團隊，務必先放棄威權主義，才能夠認清台灣醫療界與市民社會優質的能力，台灣醫改由此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