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市長林佳龍在2016年於彰化田尾鄉長補選時，曾跨區為綠營候選人站台助選，去年底被法院以「選務人員站台」違反規定助選，判決罰款10萬元定讞，林佳龍認為該法條影響個人言論自由保障及人民參政權，將申請釋憲，以維政治人權保障。
林佳龍此件被判罰金個案，要從《選罷法》第45條談起，該條文限制負責辦理選舉之選務人員，於選舉公告日起，不得有替候選人各種公開演講丶推薦丶站台等助選行為，違反者罰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此規定立法意旨在於維護「選舉選務中立」，問題是，要規範的對象應是同一選舉區的選務人員，而非全國的所謂「選務人員」，例如本案，彰化縣田尾鄉在進行鄉長補選，干台中市選委會主委林佳龍什麼事？他可以插手彰化縣選委會的選務辦理工作嗎？完全不能，結果法院以法律字面上生硬的規定，來判林佳龍違反《選罷法》，根本是牛頭不對馬嘴，國人對司法素質的不信任，高達七丶八成，其來有自，所謂「恐龍法官」，此即是也。
其實，《選罷法》規定選務人員不得參與和助選有關的任何活動，有無實效，有沒有違反民主政治本質及政黨政治常態？本身即大有問題。例如：一位非公職人員，他受遴派為選監人員，就失去了民主政治關於選舉丶罷免相關一切意見的表達權利？像美國的民主政治，總統丶州長……都可以為己黨或任何候選人助選的，方式很多，不勝枚舉，能説他們違反「選務行政中立」？動輒以罰鍰相繩？這在美國，根本不成問題，到台灣，反而是要立法防止的歹事，俗話說：「嚴官府、出多賊」，就是這個意思。法律規定如果沒有實效，成為具文，反而侵害政治或言論人權，那這個法律早就該廢了。
在此舉一個過去發生的「上有政策丶下有對策」鮮明例子，二十多年前，宋楚瑜當省長之時，依例省選委會主委是由他擔任（中央選委會則由內政部長擔任），可是《選罷法》並無硬性規定，所以「務實」的他，並不擔任主委，而是委由副省長任之，他則能以「非選務人員」全省趴趴走助選，其實並不影響他的「實質影響力」，《選罷法》規範成空，成為具文。
回到林佳龍的例子，他是擔任台中選委會主委沒錯，但他請假到彰化田尾鄉站台，並非屬台中市行政範圍，與台中市選務一點關係都沒有，台中市當時亦無選舉在舉行，他也和彰化縣選務毫無瓜葛，法院以刻板條文「咬文嚼字」，以他是台中市選委會主委身份，到田尾「助選」而判他違反規定，明顯的「張冠李戴」，完全和立法意旨不符，是擅自擴大及濫用「選務中立」的規定精神，進而妨害「參政人權」。
仔細檢討《選罷法》第45條，是有過分限縮「選務人員」身為公民的言論及參政之人權，是沿襲舊規窠臼非與時俱進之綁繩，大有違反《憲法》保障人權之虞。要不然，各縣市首長大家只要仿效宋楚瑜模式，不擔任選委會主委或任何有關選務職務，豈非就可「自由翱翔」？但徒以形式綑綁選務人員，真的有用嗎？只是表面而已，廢除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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