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地院對日月光排放廢水案為第一審判決，除有一人獲判無罪外，其餘四名被告皆處緩刑，並科以日月光公司三百萬元的罰金，致遭輿論指為輕判。惟若真屬輕縱，果可完全怪罪於司法？
此判決最大的爭議在於，明明檢察官是以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即法定刑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排放毒物罪起訴，法官卻以觸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即法定刑為一至五年有期徒刑的排放廢棄物罪論處。而會有如此法條適用的落差，乃因刑法的排放毒物罪被歸類於所謂具體危險犯，雖不必造成實際侵害的結果，卻仍須有致生公共危險才足以該當。故關於日月光工廠所排之廢水，雖已超過主管機關所規定的排放標準，但是否造成公共危險，仍須進一步為證明。
而根據檢方所提出的檢測報告，廢水中雖含有諸多有害人體的物質，但由於後勁溪上游工廠眾多，再加以沒有前、後時間點的檢測比對，實難確定此等有害物質，一定是由日月光工廠所排放，自也難說其已生公共危險，而可以刑法的排放毒物罪治之。所以，在檢方舉證尚不足以超越一般人的合理懷疑下，法官基於罪疑惟輕原則，就僅能以刑度較輕的排放廢棄物罪為處遇，高雄地院的判決似無任何不當之處。
但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曾請求四個學術研究機構，以來對超標排放廢水是否足生公共危險之事項為鑑定，卻遭此等機構拒卻，這更造成法官無法判以刑法排放毒物罪的理由。不過，犯罪事實的舉證責任雖在檢方，但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基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為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仍應職權為調查。故面對排放廢水污染，此等關乎民眾生命、身體之事項，基於公平正義之維護，即便檢方舉證不足，法官亦不能袖手旁觀，更不能以所請機關拒絕鑑定為由，就可來免除法律所課予的調查義務。也因此，法院就致生公共危險與否之判斷，實得面臨未盡究明職責的指摘。
其次，關於科日月光公司罰金刑的部分，由於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其上限為三百萬元，故法院判到此金額，只能說是受限於罪刑法定，何能怪司法輕判？只是依刑法第58條後段，若不法利得超出罰金最高額時，法官仍可在所得利益內酌量加重。更重要的是，因環境犯罪所獲取的龐大利益，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3款，本就屬應沒收之標的，法官亦可藉由此方式，來將所有犯罪所得加以剝奪。凡此規定，正可為立法過輕為解套，只是以我國司法的保守性格，欲為此等突破，卻又難於期待。
所以，從日月光的第一審判決，對廢水污染行為的輕罪與輕刑化現象，正暴露出我國對環境犯罪的輕忽，致不管是在立法，還是司法運作上，都跟不上時代的潮流與變遷。因此，就立法來說，對於環境污染的行為，現行的處罰顯然尚未將之當成是一種嚴重的犯罪，致造成處罰刑度或罰金過輕的現況。其次，由於排放污染物是否會對人體造成具體危險，本就難於證明，故對於此等犯罪，即有必要將之從具體危險犯轉變成抽象危險犯，即污染一旦超標，就應考慮列入刑事處罰之必要。如此一來，不僅可免去法庭上證明之困難，亦可使行政機關所制訂的排放標準具有實際規範的效力。即便不為如此的修法，法官於面對此等案件時，亦應改變消極、被動之心態，而須極力用盡各種方法為查明。惟有如此，才能再次看見美麗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