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讀台灣先覺蔣渭水＜臨床講義＞，就如醍醐灌頂。蔣渭水，字雪谷，1891年生，父為相命師。十歲受業於宿儒張鏡光茂才（秀才雅稱），有漢學根底。十七歲入宜蘭公學校，畢業後翌年（1910）考入台北醫學專校（台大醫學院前身，當時台灣最高學府），為公費生，1915年以學業成績第二名畢業。次年（1916）創立大安醫院，懸壺濟世，深受佳評，繼又經營「春風得意樓」（酒樓），廣結同志，為日後的政治社會運動奠定了堅固的基礎。並開辦文化書局，販售切合時代潮流需要的新文化圖書。在學時即有壯志，經常寫文章痛批日本帝國主義暴政，聞袁世凱竊國稱帝，計畫組暗殺團，推派翁俊明、杜聰明攜病菌往北京施放，結果病菌散放後未發生效力，無功而返。並與韓石泉、吳海水等人相約，「畢業後，大家分散在各地方當開業醫生，還須互相保持聯繫，交結朋友，為台灣人作事。」
1920年代大正民主時期，日本殖民統治手段相對寬鬆，1919年派任田健治郎為台灣第一位文官總督。台灣有識之士受文化啟蒙與民族自決宣言的鼓舞，目睹朝鮮爆發抗日的「三一運動」，中國反帝的「五四運動」，也見賢思齊，展開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1921年（大正十年）春，蔣渭水在宴席中，經友人介紹，認識林獻堂，當時林氏已積極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伸張自治主義。同年7月，蔣渭水偕同醫學專校學生，連袂晉見林獻堂，提出組織「台灣文化協會」計畫，倡導民權，並請其出面領導，林氏深表贊同與鼓勵。10月17日，第一個島內台灣人非武裝抗日團體「台灣文化協會」創立，林獻堂被推為總理。其後文協以蔣渭水、蔡培火兩人為中心，推展有組織之文化啟蒙運動，與議會請願運動相互呼應，如車之二輪。
台灣文化協會旨趣書提到：「想及台灣的前途，實不堪寒心。我們於此大有所感，乃糾合同志，組織台灣文化協會，以謀提高台灣文化。切言之，務期藉此互相切磋道德的真髓，謀教育之振興，推行體育之獎勵，進而培養藝術趣味，以供其穩健發達，實行其結論。」但周桃源致辭時卻說：「中國雖然具有數千年的歷史，因為徒貪惰眠，遂致地位低落，成為劣等國，台灣也因此歸日本領有。世界大戰後，自由平等、民族自決的聲浪高漲，當此際，我們同胞應該奮起直追，作為日華親善的楔子，為東洋和平盡力。」吳海水也說：「台灣島民是日本臣民，也是中國民族。因此，我們所期望的，除了促進民族文化的提高，也願做日華親善的楔子。」
1921年11月30日，蔣渭水即以診斷書的形式，為台灣寫下一篇＜臨床講義＞，文中註明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遺傳：明顯地具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統。有人就認為蔣渭水表達了他素樸的民族認同。1924年「治警事件」，蔣渭水在法庭上，也有如下的告白：「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國民是對政治上、法理上來看的，民族是對血統的、歷史的、文化的區別的，人種是對體格、顏貌、皮膚區別的。」又說：「我要感謝神明，使我生做台灣人，是因為台灣人把握世界平和的鎖鑰咧。世界平和的第一關門，是東洋的平和。以中華民族做日本國民的台灣人，應具有做日華親善之楔子的使命。依著台灣人遂行這使命，東洋的平和才能確保，世界人類的幸福才能完成。而付與極大使命和鎖鑰的台灣人，因為現時患著最可憐的病症，所以全沒有力量可作為的。這病因，是在智識的營養不良，所以文化協會是因為要根治台灣人的病根而設的。」
在法庭上，蔣渭水也公然抨擊日本對台灣的同化政策說：「同化政策是法國所採用的殖民地政策，已經完全失敗了，自治政策是英國所採用的殖民地政策，大大得了成功了。」蔣渭水並非絕對反對同化，他說：「我常說台灣當局好唱同化，須見傚台人同化生番的同化法，才能成功，生番變做熟番，熟番變做台灣人。所以現在的台人中，有多數的生番同化人混在，是很明白的事實。」又說：「文化的質優秀就會同化劣文化的，民族的數多就會同化少數民族。」其實，民族是命運共同體的展現，也是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產物，超越血統、種族。面對外來民族的侵略壓迫，倡導台灣民族運動，是台灣人自我意識的覺醒，藉以謀求自救自決的途徑。
蔣渭水不否認自己是「中華民族」一分子，但他的文章，積極主張民族意識的公開言論並不多，＜臨床講義＞的重點也不在此。在殖民地台灣，最被當局忌諱的是民族思想，無論文字或演講，都被禁止。官方出版的《警察沿革誌》就記載：「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之根本問題，實繫於他們原是屬於漢民族的系統；本來漢民族經常都在誇耀他們有五千年傳統的民族文化，這種民族意識可以說是牢乎不可破的。台灣人固然是這漢民族的系統，改隸雖然已經過了四十餘年，但現尚保持著向來的風俗習慣信仰等，這種漢民族意識似乎不易擺脫，蓋其故鄉福建廣東兩省與台灣，只有一衣帶水，且交通來往也極頻繁；這些華南地方，台灣人的觀念，平素視之為父祖墳墓之地，思慕不已，因而視中國為祖國的感情，不易拭清，這實也難以否認的事實。」
依據蔡培火、陳逢源、林柏壽、吳三連與葉榮鐘等人戰後所著《台灣民族運動史》一書認為：「台灣民族運動的目的，在於脫離日本的羈絆，以復歸祖國懷抱為共同的願望，此點殆無爭議的餘地。」又說：「有兩種欲求最為熱切、爭取最力、用心最苦，其一是對祖國眷念的心情，其二是對同胞進步的期望。」其實，對一般台灣民眾來說，使用漢文、保持漢姓、看戲、拜拜，都是「自己的文化」，並不帶有漢民族意識。他們雖然知道自己的祖籍，但並不將中國視為「祖國」。所謂「祖國」，只不過是部分政治運動者為了抗日起見，以中國為靠山，因而引進的觀念，這種觀念並沒有滲透到一般民眾之間。而「祖國」卻在中日戰爭中節節敗退，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在此情況下，即使強調台灣是漢民族的一分子，民眾也不會跟隨。由於認識不清，導致戰後「迎接祖國」，不久發生二二八大屠殺慘劇，造成台灣菁英與民眾重大傷亡。
台灣有史四百餘年來，一直受外來殖民統治，滿清統治時間即占半數，長達二百餘年。一般史書都記載，台灣是移民拓墾社會，先民歷盡千辛萬苦，飄洋過海，將他鄉變故鄉，成為台灣新主人，使原住民社會蛻變為漢人社會。由於漢人重視父權制度，認祖歸宗，常懷「嚮往祖國」觀念，這種漢民族情結，主要是經由潛意識文化的認同而來，這在蔣渭水那一代的台灣人，視為理所當然。但絕不能因此將「漢民族情操」、「對漢民族的認同」，視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追求的最終目標；尤其絕不能因此抹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主體地位，甚至將近代民族運動解釋成只是「對漢民族認同」下中國近代民族運動的一個支流。
有人認為台灣移民是少數，主張「台灣血統」，理由是移民要過黑水溝，六死三留一回頭。台灣是瘴癘之地，移民無免疫力，難以存活。且「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移民娶原住民婦女為妻，經過通婚繁衍後代，所以純漢人極少。移民入墾取得墾照當墾首，把開墾權利讓渡給原住民而坐收租穀。加上賜姓、族譜被不正確銜接等漢化措施，所以台灣人非中國人。由於缺乏年增人口統計明細表史料，難以斷定每年實際移民人口增長數量。然而，民族的形成，有其主觀、客觀、歷史因素。台灣族群經過長期的融合與涵化，有所謂閩客鬥、漳泉鬥等分類械鬥事件，因風俗習慣的異同自然凝成河洛、客家、原住民三大族群與祭祀圈，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何況有反對外來殖民統治壓迫的「本地反唐山」「三年反、五年亂」，日治時期「本地反四腳」前期武裝鬥爭與後期文化抗爭，已逐漸形成有別於外來族群的台灣民族意識。換句話說，台灣民族主義，是基於外來殖民政權高壓統治，自然凝聚而成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超越族群，用以團結一致，保護全體族群的利益。只是祖國觀念也潛藏少數人心中，無法抹去。
在台灣割讓之前，人口的族群分佈如何？以日治初期所修《安平縣雜記》的記載可略見一般「計台丁口，在二百萬左右，生熟土番不過二十分之一。隸漳、泉籍者，十分之七八，是曰閩籍；隸嘉興、潮州籍者，十分之二，是曰粵籍，其餘隸福建各府及外省籍者，百分中僅一分焉。」日本政府對人口普查一向較精密，應有其可信度。當然，這已經過長期漢化的結果，閩、粵族群後代就血緣上而言，他們實在只是「心理上的漢族」，如要說他們是「同種」的「漢族」，炎黃子孫，證據實在非常薄弱。
依據＜馬關條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均宜視為日本臣民。」換言之，在條約換文生效的兩年內，台灣住民可以透過離開或留在台灣的方式，來決定自己的國籍。當時除了約六千人左右離台保有原國籍外，都在1897年成為日本國的國民。蔣渭水了解國民與民族的區別，在＜臨床講義＞既往症就表明：「幼年時（即鄭成功時代），身體頗為強壯，身手矯捷。自入清朝，因受政策毒害，身體逐漸衰弱，品性卑劣，節操低下。轉居日本帝國後，接受不完全的治療，稍見恢復，唯因慢性中毒長達二百年之久，不易霍然而癒。」蔣渭水抱定為台灣做事的理念，苦心焦慮，日夜奔波都是為爭取台灣人的權益。他不像有些人爭赴中國，參加抗日活動。他一直在台灣，與民眾同甘共苦，喚起民眾奮發圖強。「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不時掛在他嘴邊。與其說，蔣渭水有潛藏的漢民族意識，不如說有濃厚的台灣民族情懷。
台灣是日本第一個殖民地，具有指標性示範作用，在前期軍事行動告一段落，到1898年，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上任，採取鎮撫兼施策略。後藤以「生物學原理」作為施政方針，積極展開新警察制度、保甲制度、台灣舊慣調查、土地調查、人口普查、整理貨幣及金融、財政獨立、衛生設備、教育制度、交通建設（重要道路、鐵路、港灣）、扶持產業（米、糖）、鴉片漸禁等一連串措施，使台灣由落後的封建社會，逐步成為現代化的文明社會，當然也付出血淚的代價。有人認為，台灣近代化，應始於清末沈葆楨、丁日昌的推動，如開山撫番、化番為民、清理賦稅、架設電報線等。特別是1885年台灣建省，劉銘傳擔任首任巡撫後推動各項建設，如整頓財政、交通建設（南北鐵路、海底電纜、郵政總局）、國防及教育建設（添購軍艦、增設砲台、設立中西學堂、電報學堂）、安撫原住民。但劉銘傳任職短暫，後繼者邵友濂因經費困難而緊縮各項建設，未若日治時期有長期計畫性之規模，其成果與影響實不可同日而語。
早在1907年，林獻堂首度前往日本東京旅遊，途經奈良，不意竟於旅舍中巧遇景仰已久的梁啟超，林獻堂特地請教有關爭取台灣同胞自由的問題，梁啟超坦率說：「中國在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幫助台人爭取自由。故台灣同胞，切勿輕舉妄動，而作無謂之犧牲。最好倣效愛爾蘭人對付英本國之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界之顯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過份壓迫台人。」其後1911年，梁啟超訪台，受林獻堂之邀居住霧峰。梁啟超雖然不滿台灣總督府之專制，但對日本近代化之成功與總督府施政之優點，認為應效法學習。他說：「吾茲遊本欲察台灣行政之足為吾法者，而記述之以告國人，今故大失望也。雖然，又豈無一二可師者。就中若改幣制、辦專賣、興水利、調查土地戶口、干涉衛生等，多有獨到之處，應用最新之技術，萬國所共稱嘆，吾又安能違心以詆之耶？吾國人又安可不虛心以效之耶？」
日治中期，台灣社會受到新思潮、新形勢的啟發與衝擊，尤其接受高等教育或留學日本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醫師、教師、律師，由於不滿殖民統治，因此大力推動政治、社會、文化運動，向殖民政府爭取平等待遇，展開非武裝的抗日活動，蔣渭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日本明治維新，明治天皇五條誓文即有廣求知識於世界，興起一股譯介世界高水準著作風氣，各種學說爭相引入，甚至有「脫亞入歐」的論調，力求躋身世界文明行列。台灣在殖民統治體制下，受教權利雖有諸多限制，但有志者仍能捉緊機會學習，不落人後，充分發揮智能，專注於知識之追求。各種意識形態，如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三民主義、自由主義，均努力研究輸入，已達到歐美先進國家的水準，不讓日本學者專美於前。如新文學運動的興起，藝術的發展，都有輝煌的成果。此時蔣渭水的思想，可以看見胡適思想的影子，如言論自由、破除迷信、伸張女權、文藝復興等。他說：「以前三十年來的台灣，可說是偶像全盛的時候。以後的台灣是真正人的時代。歐洲人於三四百年前文運復興時代，才得著人的發現──發現人是人，不是神的奴隸。──我說台灣人於四五年前文化運動發生了後，才得著人的發現──發現人是人，不是人之奴隸和不是偶像的愚弄物。」
了解蔣渭水的台灣民族主體意識，要台灣同胞接受文明洗禮，自立自強，爭取自己的權益與尊嚴，才能了解＜臨床講義＞的主要內涵。他診斷台灣的現症是：「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欲旺盛，精神生活貧瘠，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罔顧衛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虛榮，寡廉鮮恥，四肢倦怠，惰氣滿滿，意氣消沉，了無生氣。」一連串的指陳，可見他的心情沉痛，求好心切。他的處方是：正規學校教育、補習教育、幼稚園、圖書館、讀報社都要最大（極）量，也就是要從充實知識著手，才能變化氣質，由生活品質與文化水準的提升，進而推動政治的改革。因此，文化啟蒙追求進步、理性與政治活動爭取自由、平等，成為蔣渭水一生奮鬥的兩大目標，茲分述如下：
（一）台灣文化協會標榜的宗旨是「謀求台灣文化之向上」，致力「台灣人的文藝復興」，實際上是藉由舉辦活動，傳播新知，以批判殖民統治和社會不良風氣。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後，以台灣民報為言論機關，並舉辦各式活動。巡迴各地演出文化劇，放映電影、音樂會；在全台各地設置讀報社，喚醒民眾注意殖民地解放運動消息，在霧峰林家舉辦夏季學校。邀請學有專精人士，舉辦台灣通史、人生哲理、通俗法律、通俗衛生等各種講習會；在全台各地巡迴演講會，成為民眾接觸新思維的場所。由於活動多樣而活潑，深獲民眾熱烈的回應。但是1926年以後，台灣文化協會大致可成三派。一派以林獻堂、蔡培火為代表，堅持文化啟蒙運動。一派以連溫卿、王敏川為代表提倡農工運動。一派以蔣渭水為代表，標榜全民運動，追求台灣民族的解放。1927年1月，台灣文化協會正式分裂，由連溫卿等掌握主導權，採取激烈的農工運動，史稱「新文協」。
（二）1927年7月2日台灣民黨被禁，7月10日台灣民眾黨正式成立。主張「確定民主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改除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在蔣渭水主導下，黨的路線是調和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半年後，在台各地已有十五個支部，黨員遍佈全島。台灣民眾黨從事政治抗爭活動，成立一年內舉辦百餘次「政談演講會」，討論民權、自治等民主政治的基本概念。此外，繼續進行台灣文化協會時代的文化啟蒙運動，糾正社會上落伍敗壞的風俗。該黨於1929年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就提出「打倒阿片（鴉片）、打倒迷信、打倒惡習」的口號。台灣民眾黨也配合1928年成立的外圍組織「台灣工友聯盟」進行勞工運動，積極介入勞資爭議。結果在1930年造成該黨分裂，同年8月，林獻堂、楊肇嘉等人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以要求當局即時實行完全之地方自治為宗旨，提出公民普選州市街庄自主、議會職權改革等主張，向總督府、日本國會請願，舉辦全台巡迴演講會。總督府終於在1935年和1939年兩度在台灣舉行有限制的選舉。1935年11月，台灣舉行有史以來第一次選舉，包括州、市會議員與街庄協議會會員。這是台灣住民（包括來台定居的日本人）初次擁有選舉權，投票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六。此時前後，另有簡吉於1926年成立的「台灣農民組合」，以爭取農民權益為宗旨。謝雪紅、林木順等人於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台灣共產黨」，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都對台灣政治產生一定的影響，使總督府窮於應付。
1923年，第三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決定組織「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做長期抗爭。總督府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加以禁止，請願代表遂在東京重建該組織，因而觸怒殖民地當局，於同年12月在全台進行大逮捕。最後有十八人被起訴，初審判決全部無罪，二審時十二人被判徒刑，史稱「治警事件」。蔣渭水先被拘留在台北監獄，終審被判刑四個月仍繼續服刑，這是他參與政治運動所付出的代價。台灣民眾黨於1931年2月18日遭受禁止處分，同年8月5日蔣渭水病逝台北，享年僅四十歲。綜論他一生，無我無私，犧牲奉獻，坐而言起而行，以堅定的信念付之實際行動，啟迪民智，可謂台灣先覺、時代先驅。他的＜臨床講義＞標識追求台灣民族主義的主體性及台灣人知識水準的提升，他所念茲在茲的應該是台灣獨立、自由、平等，台灣人終有一天會出頭天做主人，找回做人的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