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令網友大呼過癮的戲劇性場面：台灣民進黨立法委員段宜康，在立法院質詢文建會（現已升格為文化部）主委龍應台。在朝野質詢對答中，段宜康咄咄逼人，毫不客氣地直指問題的核心：誰要對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負責？
這個問題的答案眾所周知，但向來伶牙利齒、詞鋒犀利的龍應台，居然在應答時模糊其辭、噤若寒蟬，對責任歸屬的追究問題迴避躲閃。於是網上議論紛紛，有人說龍應台「換了位置，也就換了腦袋」，有人說：「她和國民黨有利益關係，鄉愿使得她不敢站在正義一邊。」還有人說：「賞個官職就把原則和自尊都賣了。」為什麼曾燒過「野火」的龍應台會在道德立場上如此退縮怯懦？為什麼龍應台當官後就「變臉」、喪失道德判斷力？龍應台的自我言論審查所為何來？對此，筆者並不覺得很奇怪。其實龍應台一直在為國民黨推卸歷史責任，一直不大願意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人權事業，這些可以從她的言行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裡看到。當龍應台把一切歷史罪惡都推給「結構」時，我們有必要清楚地審視，對於歷史的血腥，制度結構之中的個人，應當承擔的責任。
※ 道德判斷力在「團體迷思」中喪失
發生在台灣立法院的衝突充滿了言詞反諷。有備而來的段宜康在大庭廣眾之下，拿出了龍應台的書《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大段引述書中內容：「倉惶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至此聽眾都已聽清楚，作家龍應台曾把白色恐怖受害者「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的責任歸於蔣介石治下的國民黨。然而，現已成為國民黨政府文化高官的龍應台，卻在被質詢過程中，自始至終不肯承認國民黨蔣介石製造白色恐怖的責任。她一味故弄玄虛：「因為權力是一個個人，也是一個結構，當它是一個結構時，它就非常複雜。」
這種說法比較可笑，因為照此推理，世界歷史中所有的人權迫害罪行，包括德國納粹、紅色高棉和毛共，都可以把責任推到「複雜結構」上面去。台灣的白色恐怖過去六十年了，龍應台還以「結構」做藉口來搪塞，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這只能說明，她和馬英九政府都想要避開國民黨的歷史包袱。從龍應台過去的寫作內容來看，她應該是參與推動台灣實現「轉型正義」的人，然而她卻成了段宜康所說的「一個沒有價值、沒有擔當的官僚」。
觀察龍應台在立法院回應質詢時的閃躲情況，我們可以斷定，她在道德判斷力上出了問題。漢娜·鄂蘭認為：道德判斷力是抵禦邪惡的關鍵所在，這其實就是一種選擇的能力——對什麼人保持忠誠，對什麼人奉獻友愛。龍應台對什麼人保持忠誠呢？很明顯，龍應台效忠的是她為之服務的國民黨。這樣的忠誠，使她陷入一種「團體迷思」（Groupthink）之中。榮任高官的龍應台，和國民黨建立起很強的團隊精神，她擔心追究蔣介石的責任對國民黨不利，因而放棄獨立的價值判斷，棄事實真相於不顧，進行自我言論審查。
※ 「以失敗者為榮」的承擔在哪裡？
基於這種團體迷思，龍應台早就熱衷於塑造國民黨失敗的「正面的意義」。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裡，龍應台言辭鏗鏘地抒情道：「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筆者（按，茉莉）身為留在大陸的國民黨子女，清楚地知道，當年兵敗大陸的國民黨領袖精英們，拋下我家父輩等殘渣餘孽在大陸任人宰割，自己逃去台灣去偏安一隅。他們有何榮耀可言？於是有學者幫龍應台出面分析，說龍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中有個隱匿命題，即1949年國府的失敗，與台灣以後開出的自由民主新價值的關係。這種邏輯完全是牽強附會。試問：難道國民黨非要經歷這樣的大失敗，才願意開出民主？如果他們打贏內戰就不搞民主了？事實上，那場失敗，使國民黨在五十年代更趨於專制，甚至釀成白色恐怖。
按照孫中山生前的設計，國民黨早該在1934年進入憲政時期，而蔣經國直到1985年在台灣民主運動的壓力下，才啓動憲政改革。除了半個多世紀的延誤之外，在台灣實行這種憲政改革，還並不包括孫中山所指的大陸地區，這就是說，國民黨至今沒有兌現他們在大陸實行憲政的承諾，而馬英九政府更不情願承擔推動中國民主化的義務。當年越海逃亡的那一群人，曾經譴責「共匪」邪惡，誓言反攻大陸。如今中共邪惡依舊，而台灣的國民黨人及其子女卻不經思考不經討論，把當年的價值觀和志節一股腦兒扔到海裡，一個個爭先恐後地跨海過去擁抱熊貓。龍應台就是這一代缺乏承擔的國民黨後代的典型。
六四後很多中國作家的書被禁、人被囚，被逼逃亡，曾責怪「中國人為什麼不生氣」的龍應台，對北京屠夫的罪行卻並不很「生氣」，因為北京給她長期提供了台灣沒有的巨大出版市場和豐厚版稅。當時旅居歐洲的龍應台，不願參加歐洲的六四紀念活動，她在六四後，仍然是大陸官方文聯作協尊貴的座上賓。1999年六四10週年時，一批中國國內的女性作家、學者冒著風險，以母親的名義，草擬了一封致六四遇難者母親的信，她們懇請在「中國夢」裡長大、被人譽為「自由民主旗手」的龍應台參與簽名，卻遭到龍應台冷淡的拒絕，此信因此被擱置下來。
歷年來，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中國異議作家，多次指責龍應台迴避批評大陸的作法，龍應台才在壓力之下，於2004年發表了一篇《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的文章。到今年六四屆滿23週年時，當上文化部長的龍應台，再也不願做名義上的「天安門母親」了。她拒絕對六四問題表態，並振振有辭地解釋說：自己現在已經不是作家，而是身為背負兩岸文化談判重任的政務官，政策決策者要「有勇有謀」、「全方位思考」。她堅定地認同這個道理：「換了位子一定要換腦袋。」儘管留學美國並在歐洲生活多年，政務官龍應台的思維方式，繼承的還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權術謀略、善變與犬儒。她不能理解哈維爾在《政治與良心》一文闡述的思想：「根植於政治最深的是道德」，「政治不再是權力和操弄的技術，不再是對人類進行控制的技術或是相互利用的藝術，而是尋求和獲得有意義的生活，以及保護和服務人類的一種方式。」
※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自利性的敘述方式
如前所述，目前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是未曾履行其對中國承諾的失敗者，是失去理想沒有應許的失敗者。然而龍應台卻在撰寫那一段失敗的歷史時，以她的團體迷思，採取一種對國民黨有利的敘述方式，掩蓋國民黨的內戰責任，塑造國民黨人在苦難中的堅忍輝煌。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中，這種自利性質的敘述方式，表現出如下特點：第一，不做價值評斷，不追究責任，缺少反省。對於《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本書，龍應台明確地告訴讀者：「我沒有任何興趣或者意圖，去做任何歷史的價值判斷」，「我不想談歷史是非」。龍應台還自豪地說，她的書在台灣人那裡已起到「集體療傷」的作用。這就奇怪了。如果對人的傷口不做病因分析，僅憑一些描述抒情文字熱敷一下，傷者就立即痊癒了？事實是，迷信自己溫柔文字療效的龍應台，不願也無能去釐清內戰的責任，因為她所效忠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一樣，同樣要為那場內戰承擔責任。而龍應台既有維護國民黨的團隊精神，也不想要招惹對她比較友好的中共當局。
在龍應台筆下，國共內戰中人們的傷口，像血紅的花一樣被展示出來，但那些花彷彿都是無根之花、無因之果。這種口述史只是完成選擇性照相式的的任務，由於沒有思考和反省，其記錄缺乏深度和精神內涵。第二，有悲劇卻沒有悲劇意識，對共產黨強權的幼稚期盼和媚俗的眼淚。龍應台說：「我相信，如果你會看見敵人的傷口，你就不會拿起槍來對著他。」筆者不禁感慨，難怪龍應台把自己比喻成「闖入大興安嶺的小紅帽」，因為她似乎真的相信童話故事，天真幼稚的小紅帽，把惡狼當作仁慈的外婆。國共內戰中那麼多慘烈的殺戮，共產黨在鎮反時，殺了多少放下武器的國民黨人，難道都沒有看見對方的傷口？而龍應台認為，只要北京領導人看了她的書，瞭解了對方的傷口，那麼他們就會變成「一個胸有丘壑，有遠景的領導人」。
於是新的童話就產生了。因為有了龍應台的這本書，戰爭的流血被止住了，昔日作戰的雙方惺惺相惜地擁抱到一起。龍應台把自由社會和共產黨專制制度的根本衝突，以展示傷口的溫馨動人的方式，輕而易舉地化干戈為玉帛，令我們感動得想要流淚。在昆德拉看來，面對極權不發問不對抗就是「媚俗」。昆德拉還認為，媚俗會喚起兩行並流的感動眼淚，第二行眼淚「與全人類一起感動」，這「才使媚俗成為媚俗」。
※ 「小紅帽」不談受害者的另一面
第三，一味美化其父輩、為國民黨推卸戰爭責任。「小紅帽」的可愛在於，她不但相信她的文字魅力，能夠感動北京領導人，更強調她的父輩是戰爭中的無辜犧牲品。龍應台因此睜大天真的眼睛發問：「誰欠了他們的人生？」， 在1949年渡海遷台的200萬大陸人中，龍應台選擇的一批人做例子，來揭開那一代戰爭難民「隱忍不言的傷口」。龍應台說：「我選擇了『庶民』作為主角。」但書中的一大堆「庶民」有著顯赫的名聲，例如：馬英九、朱經武、白先勇、林百里、錢穆、余英時、梁安妮、程介明、席慕蓉等等。這些著名人物的家族故事，顯然對新書的促銷幫助不小。《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志在為那一代逃亡台灣的難民，訴說他們顛沛流離、困頓掙扎的故事，這個題材本來有可寫之處。但是，擅長描繪抒情而不講倫理邏輯的龍應台，只哀傷於昔日的年輕人「被國家那個大機器吸進去」，呈現出他們被時代踐踏、污辱和傷害的場景，而完全迴避事實真相的另一面。
不能否認的另一面真相是：龍應台筆下的很多人，既是那場殘酷戰爭的受害者，也是主動參與戰爭的加害者，他們參與建構了殘害自己的社會環境。那些難民即使逃亡到了台灣，也還是高人一等的統治者。這一面的真相，可從《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緣起——龍應台的父親龍槐生的故事中看到。龍槐生出身於窮得丁當響的湖南農家，當他來到杭州綢布莊的小姐應美君面前時，他已經是「穿著筆挺的呢料警官制服」的憲兵隊長了。是誰讓這位湖南人時來運轉、趾高氣揚？國民黨的憲兵隊長是幹什麼的？那個愛戴黃金首飾的美君小姐，為什麼會嫁給他？稍有社會常識的人都不會認為，他們在幫國民黨打內戰時，完全是無辜被動的受害者。
還是西方人比較誠實。德國作家格拉斯在17歲時加入希特勒的「黨衛軍」，他在晚年時寫出那段經歷，說：「一切都是自己的選擇，不能以『是別人將我們引入歧途』為藉口。」這就將作為主體的個人與歷史總體聯繫起來，正視其中的「共犯結構」，而不是一味渲染個人悲情，淺薄地把一切責任都推給國家和歷史。從《大江大海》到立法院質詢，我們看到新任文化部長龍應台一脈相承的思路與作為：以國民黨一黨的團隊精神，偏向性地選材和闡述，把中國歷史事件的一切責任推給體制結構。我們常說，政治扭曲人性，其實不美好的政治，也會扭曲頭腦。現在龍應台已經進入台灣權力高層、並準備與中共進行文化談判，我們不能不注意，這位缺乏歷史承擔、喪失道德判斷力的政務官，會給海峽兩岸帶來什麼。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2年九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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