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經濟發展在過去20年因為中國的開放，對臺灣產生磁吸效應。企業主及創投公司紛紛到中國投資，對國內(臺灣)的投資因而持續減少。馬政府上台後的這8年向中傾斜加劇，忽略國內投資環境的改善，使得外資跨過臺灣直接投資中國，所以新政府應全面檢討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其中最主要的三個因素，當然是租稅鬆綁及增加海外資金投入的誘因。其次是對中資、假外資及台商資金回流的差異處理，沒有創新的措施。這些缺失政府有意識到，但都沒有能提出有效對策。原因在於我們將中國定位於國際經貿夥伴。
我們的經濟世界其實分成兩邊，一邊是自由貿易及民主法治國家，一邊是民族計畫經濟及一黨專制國家。過去20年台商大舉進入中國乃因語言、文化相近及中國的市場大，因而降低了對美歐市場之關注。中國不在意智慧財產權且人治大於法治，也以國家企業及國家隊紅色供應鏈來進入自由經貿市場。
過去我們對中國及其他自由經濟國家定位一視同仁，造成我們的立法困境，一方面我們希望開放與國際接軌，一方面我們又須防範有主權企圖的中國利用我們的開放長驅直入，讓我們喪失國家主權，使台灣成為中國邊陲，更加喪失競爭力。臺灣年青人必須流浪到對岸變成無家的流浪技術外勞，台商身陷泥沼，要不是到中國西部就是到東南亞再創業。這個情境就是過去8年國民黨政府執政的寫照。
新政府如何以創新思維帶領台灣走出困境，人民正在期待。過去民進黨一直將中國定位為國與國關係，希望由外交部處理中國事務，而國民黨則以一中原則的方式定位，不敢面對問題(問題就是一個對台灣有野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種定位方式，雖然在太陽花學運之後已漸漸向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方向移動，因而蔡總統的維持現狀就被大家所接受。雖然中國仍然繼續打壓臺灣的外交及生存空間，但維持現狀看似可能帶領台灣走出困境，如果我們的思維及做法能做一些釐清。
務實接受中國與台灣是特殊關係
我們接受中國不是我們心目中的第三國，他不是我們在處理臺灣對國際關係時的對象之一。臺灣與中國是特殊關係，他曾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但中國拒絕了)。中國對臺灣雖然處在和平狀態，但經濟戰已經打了多年，而我們一直處於挨打的地位，如最近幾年，紅色供應鏈取代在中國的台商，中國國企到臺灣以優勢的股價資金併購台灣公司及隨意挖人(偷技術)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例如以3倍到5倍的酬勞挖角，並且是整個團隊不付錢的挖空臺灣公司的人才及技術，這些行為已經嚴重違反WTO自由經濟的世界規範。如果這些事情發生在台、美或美、中經貿關係中，則早就在國家的司法體系內，採取法律行動。不只對個人的法律制裁極其嚴厲，違法的公司都可能破產。但過去20年我們的台商經歷多少這種痛苦的侵害，求助無門。原因無他，中國及台灣雖然都是WTO成員，但中國從不認定台灣與他們的關係是WTO的問題。
因此我們不如務實的接受，中國與台灣是特殊關係。臺灣政府各部會主管之法律皆不適用於中國，所有中國事務由陸委會主管，這種作法將使台灣在自由經濟市場的競爭力大幅提升。因為我們不需以相同的法律條文來對待中國，我們可以在WTO規範下解放及更自由化，如果我們要與南韓競爭（或新加坡）似乎可身輕如燕。而中國所有交流都由陸委會主管，依據兩岸關係條例進行，所有的交流(如經貿、觀光、人才)都可有國安考量，都可有彈性依現況採取有利的決策，依各行各業之需求隨時調整。這種做法，林全院長已經在國發會主委任命時使用了，他宣稱以後兩岸經貿往來之決策由陸委會主導，輕鬆的保送陳添枝主委上壘。如果自由貿易區以此種定位(只適用於自由經濟國家)推動則立法合理化、務實化，也許自由貿易區早已成功。
總之如果要使我們的國際經貿自由化、正常化，我們就必須制定兩套規範，堅定的將對中國所有交流完全由陸委會主管，政府其他部會以協助方式參與。國際事務則以務實方式，大步向前走入自由經濟的國際社會中，成為互利成長，有貢獻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