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興於反共,衰於一中:中華民國的外交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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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於反共,衰於一中:中華民國的外交考古

Part 1: 外國元首篇

2016-07-03 15:00
1960年6月18日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華,蔣政權動員50萬人,從機場排到圓山,手持中美兩國國旗夾道歡迎。(中央日報19600619)
1960年6月18日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華,蔣政權動員50萬人,從機場排到圓山,手持中美兩國國旗夾道歡迎。(中央日報19600619)

很少有(應該說沒有)一個國家像中華民國這樣,在台灣曾經與七、八十個國家有過邦交,包括許多大國在內,最後銳減到只剩二十幾個小國。在外交史的黃金年代(1960s),大使館在台北隨處可見,外交部每天都忙;圓山飯店的一場外交宴會,有數百人參加。然而1970年代「雪崩式斷交」之後,許多大使館人去樓空,光沉響絕,消失得比古蹟還要徹底——古蹟起碼還有遺址,大使館則是蕩然無存。

失落的「大國邦交時代」
這是台灣史上,曾經有過的「大國、多國邦交時代」(和今日的小國寡國邦交不同),對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人來說,是難以想像的。1980年代至今只過三分之一世紀,那個時代已經遙遠如古史、如傳說;只有老一輩的人,才依稀記得那段「開元天寶遺事」。

這段考古史,要從1950年的韓戰說起。一般認為,韓戰發生後,由於美國伸援,蔣介石政權轉危為安。其實這樣的論述還未深入。事實上,韓戰讓原本快要滅亡的中華民國,因為反共而獲得美國支持,因為美國支持而穩住國際邦交,因為國際邦交而建立「中華民國」的外部正當性。可以說,中華民國的外交是基於共同的戰略利益,而與其他反共國家(以美國為首)建立緊密的政治和軍事合作。

那個年代,國際機場在台北松山,「國道」則是中山北路。外賓來台,座車照例走民權東路,轉中山北路。往北是下榻的圓山飯店,往南是拜會的博愛特區。為了修飾國家門面,中山北路遍植樟樹與楓香,成為台北市最重要的林蔭大道。但此路並不悠閒,因外賓和黨政軍出入頻繁,空氣中常聚散微妙的政治氣味,出警入蹕的交通管制隨時進行。

那個年代,國外元首來訪多矣,有些名字令人意想不到。第一位訪華的是南韓總統李承晚(1953),第二位是高棉總理施亞努(1955),第三位則是遠在中東的伊朗國王巴勒維(1958)。之後,還有約旦國王胡笙(1959)、越南總統吳廷琰(1960)、美國總統艾森豪(1960)、菲律賓總統賈西亞(1960)、寮國總理歐謨(1962)、馬拉加西總統齊拉納(1962)、泰國國王蒲美蓬(1963)、達荷美總統馬加(1963)、韓國總統朴正熙(1966)、澳洲總理荷特(1967)、馬拉威總統班達(1967)、尼日總統迪奧里(1969)、越南總統阮文紹(1969、1973)、中非總統博卡薩(1970)、剛果總統莫布杜(1971)、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瑟(1971)等。至於日本,則有岸信介(1957)、吉田茂(1959)、佐藤榮作(1967)先後來訪。這些都是目前已無邦交的國家,目前仍是邦交國的元首訪華者茲不詳列。

外交樣板戲,動員50萬人演出
國外元首訪華,蔣介石總統通常會親自迎機,即使像達荷美(今稱貝南)這樣的西非小國也不例外。各種國際禮儀如軍禮、國宴、贈勳、接待等,也都不會馬虎,禮數做足,努力展現「泱泱大國」之風,同時與紅色中國互別苗頭。有些場合,政府甚至使出奇招,例如為了向沙烏地阿拉伯王室爭取石油供應和工程貸款(建造中沙大橋),據說還情商「最美麗的主持人」白嘉莉出面招待和交涉。

為了迎接外賓,「勞師動眾」是家常便飯。1958年巴勒維國王訪華,當局出動政府首長(包括五院院長)、民意代表、民間團體400多人到機場迎接;並動員近10萬名群眾,手持中、伊國旗,從機場到圓山飯店沿途夾道歡迎。1963年泰王蒲美蓬夫婦訪華,排場更大。中華民國出動24架F-86軍刀機護駕泰王專機抵達機場;至於被動員「夾道歡呼」的群眾,則有20萬人。1960年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華,這個數目更增加到50萬人(和泰王一樣,都是從機場排到圓山)。用群眾運動做外交,顯然是得利獨裁統治之便。

1962年5月14日寮國總理歐謨、副總理傅彌來訪,見證了中華民國史上最短命的外交關係。兩天後,5月16日與寮國建交,並在永珍設大使館。當時寮國政局已動盪不安,不知是否與此有關,台北罕見的只派副總統陳誠接機,場面亦較冷清。隔月歐謨即垮台;9月7日,新政府與北京建交,跟台北只維持114天的外交關係。

那個年代,蔣介石右翼政權結交的對象,幾乎都是右翼政權(高棉的施亞努是少數的例外);只是右的光譜不同,從法國、加拿大、比利時的民主右翼,到南韓(李承晚到全斗煥)、南非(白人政權)、西班牙(法朗哥)的獨裁右翼都有。即以菲律賓而言,從「清廉右翼」的麥格塞塞到「貪腐右翼」的馬可仕,也都是蔣政權的盟友。馬可仕、法朗哥、李承晚政權的調性和蔣政權尤為接近,都是獨裁和大搞白色恐怖。

力爭老二:建立右翼集團的次中心
但蔣政權的「重要性」不只如此。它雖然尊美國為老大,卻隱然扮演「老二」的角色;特別在亞太地區,更成功找到市場定位並長期深耕。例如1954年蔣介石、李承晚、季里諾(菲律賓總統)倡議成立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亞盟),1967年擴大為世界反共聯盟(世盟),即是蔣政權在反共市場的卡位之作;特別是世盟首任及永久榮譽主席谷正綱,每年「一二三自由日」的反共大拜拜都會聽到他充滿濃稠鄉音、對台灣人有如鴨子聽雷的演講,成為那個反共年代的特殊印記。這是檯面上的運作。

至於檯面下的運作,則牽涉秘密甚至醜聞。如果說,美國在第三世界白色恐怖所扮演的角色,是扶植獨裁、輸出政變的話,蔣政權則是提供器材、協助訓練。例如為南越吳廷琰的軍隊組織政工;為拉美友邦傳授刑求、政戰技術、鎮暴設備、監聽裝置。蔣經國並於1971年命王昇在政工幹校成立「遠朋班」,招訓第三世界國家軍、警、情治安全人員及政治人才,施以短期訓練。這些輸出,既是「反共經驗」的分享,也是「國家機器鎮壓和控制經驗」的交流。這些經驗,蔣政權既接受美國指導,也指導其他國家,從而在右翼陣營中,居於「次中心」的地位。

政治學謂「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其實對蔣政權而言,「內政是外交的延長」也成立,且多出以一廂情願。例如一部由馬龍白蘭度主演的電影《醜陋的美國人》(1963,根據William Lederer同名名著改編),美國不禁演,台灣卻禁了,理由是破壞中美關係;一部由海明威名著改編的電影《戰地鐘聲》(1943),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立場不左不右,歌頌正義與真愛,卻遭嚴重修剪,理由是「對友邦元首法朗哥將軍有不敬之描述」。

還有一部義大利片《希特勒之罪惡》( Zio Adolfo in arte Führer, 1978,以喜劇手法控訴納粹,比《美麗人生》還早19年)。照理本片應該「沒問題」才對,卻還是被剪了,因為有些內容提到法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這些段落悉數刪除。這些片子在審查階段就挨刀,可見蔣政權如何珍惜同為「法西斯控」的法朗哥政權。不過法朗哥很不夠朋友,在任內的1973年就和中華民國斷交,1975年晚蔣介石半年死去。

美國跟「兩個中國」的關係,可能是全世界最複雜的國際關係,充滿愛恨糾葛、忠貞、背叛、藕斷絲連種種情節元素。從很多跡象來看,中華民國跟美國的關係極似男女之情——曾經海枯石爛,後來一吹而散。1961年5月,美國副總統詹森訪華,與蔣介石發表聯合公報,保證美不承認中共政權;1972年尼克森總統出訪北京前夕,美國務院仍強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無限期有效;1973年1月嚴家淦赴美,尼克森總統當面重申:美國絕對信守協防承諾;1976年3月,在季辛吉國務卿已八度訪問北京之後,福特總統還發表外交政策演說,強調中美關係良好;1977年1月,在中美斷交已排上時程之際,范錫國務卿在參院說明卡特總統外交政策,依然強調美國信守對華承諾…這些海誓山盟,如今空留回憶。

反共廣結盟友,一中門可羅雀
不過,蔣政權最後成為深宮怨婦,乃至讓台灣淪為國際孤兒至今,錯不在別人,而在自己。是它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和該原則所指導的「漢賊不兩立」零和遊戲,讓中華民國外交幾乎盡墨。當中華人民共和國還不成氣候時,中華民國打著一中旗號,多少可以在國際混。然而國際社會不可能將中國大地那數億人口的國家長期忽視,當時移勢易,它們能接受的,只能是「真台灣」,而不是「假中國」(或者說,只要唯一的台灣,不要重複的中國)。然而蔣政權執迷一中,放棄一切改變的機會。這個拒絕成為台灣的中華民國,最後垮在它的一中原則之下。

綜觀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外交史,可以清楚看出:若以1971年被逐出聯合國為界,前期因反共而興,後期因一中而衰。反共讓中華民國從韓戰鹹魚翻身,在冷戰年代站穩利基,與世界各國發展外交。假使1960年代北京崛起時,中華民國能洞燭機先,更改國號、轉型民主,從裡到外都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切割清楚的話,今日台灣外交絕對光明燦爛。然而國民黨蔣政權不此之圖,硬把一中往死裡走,不但斷送外交前途,而且至今被北京要脅勒索,帶衰台灣,貽患無窮。

套句成語,「生於反共,死於一中」,如果中華民國繼續走一中路線,最後就是自取滅亡無疑。這是中華民國和台灣,付出無比的代價才換得的歷史教訓。至於中華民國和台灣的相生相剋關係,那又是另一個複雜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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