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每當社會上發生重大刑案，或其他社會事件時，便會出現不少被稱為「獵巫」的形況。民眾，被學者認為是獵巫的一方，不具理性而缺乏思考能力。學者，被社會集體認為是象牙塔中的同溫層，拒絕傾聽大眾的聲音，排斥理解大眾的思惟。對於這個現象，我覺得在恣意批評雙方之前，應該嘗試理解對方的想法。
首先，我將從充斥於討論之中的，「獵巫」這個詞現象談起。法律學者使用「獵巫」一詞，強力的表現出對於刑案後社會大眾的反應的看法。而這個看法，似乎是負面的。然而，我認為應當適切的考察「獵巫」的脈絡，並理解其在時代背景下可能具有的社會意義，才有可能理解「獵巫」一詞在今日的使用與內在意涵。
「獵巫」一詞，譯自歐洲中古時期的歷史，指稱持有巫術者在社會上所造成的集體恐慌，而引發的集體捕獵、處刑「女巫」的現象。中古時期的歐洲社會，多以農村為主要的生活型態。所謂的「女巫」則通常是生活在農村中的年老婦人，由於不具生產力，而從事藥草醫療、祈福儀式、驅除惡靈等不需體力的活動。這些行為，成為身為社會邊緣的老婦人的維生依靠。農民雖然不喜歡這些神秘、可疑、被認為與魔鬼交易的巫術者，卻也依賴他們提供的醫療與宗教服務，彼此之間大體相安無事。教會認識到這股平衡，通常也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少有大舉鎮壓巫術者的情況。然而，「獵巫」現象則破壞了這股平衡。
「獵巫」這種現象，通常發生在面臨分裂危機的社會。商業逐漸在歐洲復興、下層階級的生活水準降低、流行病的傳染，一方面培養近代歐洲的土壤，另一方面則使社會流動增加。易言之，社會被迫面對人群的快速區隔。這種快速變化，是當時任何人都難以想像的。在這個局勢下，我們的主角「獵巫」就要登場了。
「獵巫」的主事者——可能是教會、領主、商會，或農民本身——鼓勵農民指認「女巫」，並在快速的宗教審判後，將「女巫」送上位在村莊廣場中央，或是教堂前方的火刑場。在烈火與濃煙、民眾的喧囂叫好、教士的肅穆禱告與「女巫」的嘶聲尖叫中，一場華麗的處刑表演結束了。對於教會、領主或商會董事而言，一場可能的農民暴動陰影煙消雲散了。對於農民而言，社會動盪的實體象徵——女巫消失了。教會、領主與農民得以繼續過著與以往相同的穩定生活。一兩位巫婆消殞於火刑柱上，似乎是相當輕的代價。從這層角度來看，「獵巫」是一個相當有效率（即符合經濟）的行為。
從這般帶有人類學特質的分析觀察，我們無法否認，「獵巫」具有穩定社會的功能。然而，這無法解決所有問題。若我們看看「獵巫」行動的後果，便可明白道理何在。
經過歐洲各地的獵巫行動，部分農村的暴動可能性降低了。只是，社會的分化持續發生。農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從未由於女巫的處死而有減緩。其後的宗教改革，只是加速獵巫的趨勢。直到十九世紀，民眾對於科學的瞭解加深、近代法制體系成立之後，獵巫的態勢終於趨緩。
與獵巫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歐洲中古的嘉年華、十八世紀末中國的叫魂恐慌、近代東亞的共諜陰影。或者，也適用於最近台灣社會對於實施死刑與否的爭論。將最弱勢者作為穩定社會的代價，在歷史上從來不是特例。
上述段落，嘗試透過農民與教會、領主兩者之間的思維與互動，解釋今日台灣社會一般大眾與掌權者之間的關係。界於兩者互動之中的，前者是老婦人，後者則是死刑議題（或某種程度上的學者）。大多數情況，老婦人並沒有發聲的權利。從結果觀察，「獵巫」行動不僅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對弱勢者的療傷、對社會本身的快速變化，則是毫無幫助，有時甚至會產生反效果，加速社會的分裂。
因此我認為，身處現代的台灣，我們對於社會的穩定與其涉及的價值判斷，應該抱持更多元的想像。一方面，比起以死刑的鮮血掩蓋大眾的恐慌，使人民參與政治的運作，增加參與感與責任感或許是更好的選擇；另一方面，學者也可嘗試與大眾討論死刑議題的諸多面向，以免陷入被架上火刑柱，又頑固堅持己見的荒謬狀態；最終，政府應當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以確保社會邁向兼具高道德層次的穩定發展，而非如教會或領主一般放任或操弄「獵巫」（或僅止於表達「遺憾」）現象的發生。
「獵巫」總是最「輕鬆」的面對問題的方法。只是，更深入探討隱藏在「獵巫」行為背後的脈絡，理解彼此間的思維差距，試圖以更為自信的態度，尋找彼此間合作的可能，或許是個耗費精力、但也更值得嘗試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