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在專欄裡，曾經提到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ecker）所說的一種法學見解。他指出不正當的商人，常常為了貪圖不當的利益而違法亂紀，例如製售偽劣商品、製造污染公害等。他認為對於這種商人應當重罰；且他認為所謂重罰，只是改變量刑的法理——對於這種犯罪，不再是看它製造多大的害處，而是看它是要圖謀多大的利益。如果只看它的害處，論罪必輕；但若看它圖謀的利益，論罪必重。
由台灣的塑化劑風暴，就可看出論罪法理的差異。塑化劑對人有害，但論有害，則涉及害處的舉證與研判，法官對比較長期的因果多半會低估。例如台灣的塑化劑風暴，消基會提告37家廠商，求償78.7億元，後降到求償24億元；但一審法院認為塑化劑並不影響健康，只判賠120萬元。塑化劑廠商不知道賺了幾十百億，卻只賠120萬元，有賠跟沒賠幾乎一樣，所以台灣的食安風暴沒完沒了。
到了高院二審，顯然處罰是加重了。高院認為塑化劑是毒性物質，就算大部分排出體外，仍有小部分殘留體內，雖然對健康不會達到就醫治療的程度，但不等於沒有傷害，因而判准精神慰撫金和懲罰性賠償金共計394萬，而每人的精神賠償，則為五干元至兩萬元不等。二審是比一審重了點，但重得依然有限。
因此台灣的食安風暴不斷，的確很容易了解。最關鍵的原因乃是台灣的司法界到現在還是以「害處論」來解釋食安問題。如果對食安問題根據它所造成的害處來解釋及研判，則食安問題只有鬧出人命或明顯中毒，才是明確的定罪依據，否則都有脫罪的空間。然而，台灣雖然食安風暴不斷，偽劣商品、有毒添加物層出不窮，卻沒有哪個事件吃死人，縱使對人體有害，也難以重罰重判。
正因為食安事件都輕罰，所以觸犯食安法，對不肖商人而言，遂成了合乎冒險成本的生意良機。販售黑心商品，利潤動輒千萬或好幾億，只賠個百把萬，當然黑心商人滿街走了。
也正因此，我多次強調蓋瑞．貝克的罪行成本風險理論。犯罪應有成本風險的量刑推論原則。犯罪者處罰太輕，利益太大，人們自然就會往犯罪的方向移動。古代的犯罪，在處罰上強調一命換一命，這符合了最基本的原則，所以人在犯罪時就必須小心估量；到了近代，白領階級的經濟犯罪愈來愈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犯罪所得增加，但風險卻愈來愈低，搞個黑心商品所受的懲罰極為輕微，要想黑心商品絕跡，當然很難。
因此對於各種黑心商品，尤其是黑心商品的案件，司法在量刑上必須改變量刑的推理方式，不要以它所造成的傷害作為量刑的依據，而改以它企圖獲得的利益作為量刑根據，這才會罪與罰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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