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二二八之後清鄉、白色恐怖漫長期間，桃園縣有將近四百位政治受難者。文化工作者曹欽榮和陳銘城等人受桃園縣政府委託，完成政治受難者和家屬的口述訪問，在日前出版《重生與愛》。本報取得授權轉載，讓大家對當年的受難歷史，有進一步的暸解。
《二二八受難者簡介》林元枝（1910-1982年）臺灣桃園蘆竹人
蘆竹鄉戰後第一任鄉長，二二八事件時，因鄉長的使命感，以及被地方上青年要求出面領導，維持治安。他率隊去大園軍用機場接收國軍武器，後來國軍展開鎮壓，他開始逃亡5年多，直到1952年夏天才出來自新。因政治考量，當局將未經判決的他，調去綠島新生訓導處，名義上是少校教官，在綠島服刑17年。直到1970年才由三子林秀峰寫信給警總，要求讓已超過60歲的父親林元枝保釋回家。
父親關心窮苦 黑白兩道都買帳
我是林森岷，1936年生於蘆竹鄉南崁。父親林元枝、母親褚桂妹，家裡因阿公林維贊入贅給丈夫過世的阿嬤卓鍼，她是王家的媳婦，因此父親的兄弟姐妹，除原王公的兒子姓王外，林公所生下的兒女，也大都姓王，只有排行老三的家父姓林，繼承阿公的姓氏。由於大哥早歿，身為老二的我，就變成林家的長子，也就是弟弟、妹妹口中的大哥。記得小時候，家裡開農場，飼養兩匹馬和多隻的牛隻，能幫忙犁田，農場裡有種稻、種菜，也種甘蔗。我們在崁仔腳（內壢的地名舊稱）有製糖間，糖做好後，日治時代就交給製糖會社收購，光復後就交給臺糖公司來收購。
我的老爸林元枝，早在日治時期就是蘆竹鄉南崁地方上、黑白兩道的公親，只要他出面調和的事，大家都會買他的帳。家裡還開了一家「黎民商店」，是稻米糧行，爸爸對窮苦人家沒錢買米，總是讓他們賒債、將賬記在牆上，等他們有錢再還，沒錢還米債的話，爸爸也不會放在心上，更不會去催討。
記得，日治時期的某一晚上，有一位駛牛車的人，因為夜晚的牛車沒點燈，被抓去警察局，日本警察很兇，又打他又對他灌水，他叫人來找我爸爸求救。半夜裡，我爸爸跑去警察告訴日本警察說：「他是我的工人，是我叫他去幫我打穀子的，請放他回家吧。」然後，父親把警察寫的筆錄撕下吞到肚子，讓他回家去。我的父親就是這樣關心窮苦的勞動者，讓我看到很多中下階層的艱苦人都打從心裡面佩服他、尊敬他。
小時候，我常跟爸爸到南崁街上的「黎民商店」，那裡常有很多人去和爸爸聊天，有他認識的好友，更有從南洋當日本軍屬回來的蔡達三這些人，他們全家在我們家吃喝睡覺，爸爸都不在意。我記得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美軍的飛機時常飛來臺灣轟炸，我們小孩子常躲在防空壕裡，偷偷地從門縫裡看空戰，飛機對飛機開火射擊，就和電影一樣精彩、好看。
被當首謀逃亡 母扛起家計重擔
一九四七年發生二二八事件時，我唸小學四年級，當時大人們都很嚴肅地忙著討論時局變化時，我們小朋友，就是我和在水利會職員詹木枝 （後來遭槍決）的大兒子，還有蔡達三 的孩子時常玩在一起。反正就是大人忙碌他們的事，我們小孩玩我們的。
後來，聽說爸爸和詹木枝帶領二十多位青年，到桃園縣大園軍用機場，對守衛人力薄弱的國軍繳械，接收他們的武器，他們也成立民軍的地方防衛隊。但是，國軍二十一師從中國派來臺灣，他們在三月八日在基隆港上岸後，就展開鎮壓和屠殺。父親被國府看成是：桃園縣蘆竹鄉的二二八事件的民軍領袖和反抗者首謀。在政府的追緝下，他不得不展開逃亡，而且一逃就是五年多，不能回家。我們家裡的生活和經濟重擔，只能靠沒唸書的家母扛起來，那時阿公給了媽媽一些錢，讓她養育兒女。家裡的人，也一直都沒有爸爸的消息。
特務天天上門 被迫去讀桃農
我初中到淡江中學就讀，當時父親都在跑路，但是那時曾有一位高中生告訴我說：如果沒錢讀書或生活，甚至被人欺負時，有困難的時候，都可以找他，他會幫忙林元枝的孩子，不希望因為林元枝在逃亡，而讓他的小孩遭受難堪，讓我感受到父親在外所受到別人的尊敬。就讀淡江中學時，我的數學很好，雖只是初中生，卻能教人高中的數學，我還因此而被叫：「代數林」的外號。
淡江中學畢業後，我原本想回桃園，就讀桃園中學，但是那一年原本要錄取兩百五十名的桃園中學，卻在第一次放榜五十人的名單後，就聽說其餘錄取者要能捐款給學校者，才能入學。當時有親友說要幫我捐款給學校，但是，當時的我並不想去唸一個用錢去買來的學校。因此，我去讀桃園農校高級部，另一原因那時候父親還在逃亡，每天都有特務來找我的母親，他們要我去唸桃園農校，我可以說是被押著去讀桃農。畢業後，我到農業試驗所（以前在臺灣大學旁邊，現在搬到霧峰）上班。因為在農業試驗所工作，經常奉派到臺東出差，讓我很方便能坐兩小時的船，就可到綠島探視父親，我大約去了十多次的綠島，有時只花兩天就能來回綠島、臺東，再回去上班。
綠島新生訓導處生產班「新生」的菜園。（唐燕妮 提供 / 臺灣游藝 數位複製）
利用工作之便 常到綠島探視父親
家父在一九五二年結束逃亡日子，在親友的安排下，向情治單位自新，他被關押和審訊兩年後，在政治考量下，從未審判，以少校教官名義，將他留在綠島「保護」。起初要求父親教政治犯新生「三民主義」課程，但父親推說：「自己受日本教育，國語不好，怕會讓聽課的人有誤解。」由於父親原本開過農場，對養雞、養鴨、養牛、種稻、種菜都很內行，於是，他就被找去當農業生產班的教官。
去綠島探望父親之前，我都會事先寫信告訴他，當然，那時的綠島都是警總的新生訓導處在控制，我在臺東等船時，他們就已經知道我的身分。我坐過漁船去綠島兩次，其餘都是搭乘交通船，船資數十元。有時候人多，會有人買不到船票，但我一定會有票可上船。同船的人，大都是綠島人出來買東西，要帶回去。那時沒有觀光客去綠島，偶而有外地人進去綠島，大都是去新生訓導處面會政治犯的親人。
我坐的船一靠綠島的碼頭，就看到父親已經在等著接我。父親在綠島是教官，他比其他的新生（政治犯）自由，因為他已報備過我要來綠島探親，所以，父親就可以整天陪我，帶我到處走走看看。父親和綠島當地人很熟，沿途遇到熟人就聊起來，介紹我給他們認識。於是原本走到新生訓導處，只要一兩小時的路程，我們一邊走一邊和當地人聊天喝水，竟然花四、五小時。我在綠島時，都住在南寮的旅社，是有榻榻米的房間。我到父親的住處和新生訓導處各中隊走走，父親會帶我爬牛頭山、觀音洞、柚子湖，我們邊走邊談家裡的事，談我的工作與未來的想法。我記得還和當時綠島新生訓導處主任唐湯銘夫婦合照，他是綠島新生公認的開明長官。
林元枝（右1）出獄後，與唐湯銘夫婦（右3、右4）等人合影。（林秀峰 提供）
考大學聯考十一次 赴美留學定居
我在農業試驗所當了十多年的臨時人員，一直無法升為正式的人員，雖然所長是我父親以前在臺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晚一屆的學弟，父親同班的同桌鄰坐同學，就是後來當過臺北市長的黃啟瑞。幾次升遷的公文給臺灣省政府，都被打回票，理由是：我沒有大學的學歷。飽受刺激的我，決心要考上大學。我前後考了十一次，終於在一九六五年考上師範大學生物系。畢業後一年，父親在一九七○年出獄回家。我決定要去美國留學，當時我瘦到只有四十八公斤，不用當兵。但是縣政府兵役課長，是一位外省籍的姻親，他知道我父親是政治犯，他告訴我：你要出國的話，一定要先當兩個月的國民兵。於是我就去中壢兵工學校受訓，完成兵役義務。
接著，父親帶我去警總找保安處長幫忙，我帶著證件去，也順利拿到出境證。但是警總人員卻要我當他們的線民和職業學生，上了出國的飛機後，我就想忘記自己的名字，警總要我隨時寫報告給他們，但是我並不想這麼做。三十四歲出國前，弟弟替我去借十萬元，後來，我賣了現在三弟秀峰家隔壁的房子，每坪兩千元，四十坪的房屋，總計是新臺幣八萬元還債。我到美國密蘇里州讀生物碩士，一面到餐廳打工，一面讀書。後來又到密西西比州讀生物博士，當時我認為生態很重要，但不好找工作，頂多是到學校教書。在美國時，一直都有人在注意我。我從來不參加臺灣人的社團或活動，避免給別人和自己，惹政治上的麻煩。
我的英文一直沒進步，平時也都到唐人街吃飯，講中文較為方便。後來小弟也來美國留學，他畢業後在奧克拉荷馬的一家石油公司上班，我就在那裡開餐廳十多年。接著，弟弟又搬到加州洛杉磯北方開車兩小時的地方，他換到那裡的石油公司上班。於是，我再搬到那地方開中式餐廳，每次評鑑，無論是菜色、服務或氣氛，我的餐廳都得到第一名。雖然，住的地方只有十多萬的人口，在二○○四到二○○五年時，美國房價大漲，但是我住的鄉下卻很便宜，又很舒適。
昔日搭機 保安人員坐旁邊監視
我直到四十歲才結婚，妻子是護理師。我們有一兒一女，兒子是齒科醫師，他們夫婦為我生下四個孫子。女兒嫁給臺灣去的女婿，女婿的外公是臺南人，開過東南紡織廠，女兒和女婿都在蘋果電腦公司上班。
我現在已經退休，我會更常回來臺灣老家，探視親友，特別是向父母親掃墓。以前我從美國回臺灣時，搭飛機的座位，都是同一個位置，那是經濟艙的第一排座位，是保留座，旁邊都坐有保安人員，身上帶槍枝，他們就是要監視我。回到家的第二天，我就會收到後備軍人的教育召集令。一直到解嚴後，李登輝當總統，我搭飛機才不再有人監視和被指定坐第一排的機位。
這是我第一次接受訪問，說出我父親的受難故事。
錄音轉文字稿：陳淑玲
紀錄整理：陳銘城
修稿：陳銘城、曹欽榮
（本文摘自《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歷史文集》，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出版。欲購此書請電洽03-332-2592分機8403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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