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有失憶症、失眠症等病名。習慣性的失言，應也有其病理學或心理學原因，或也可命名為「失言症」。其定義則應大致如下。
所謂失言症，其症狀是人早已成年，知識程度不差，也曾見過世面，卻仍時常發表明明會惹人反感，招人訕笑，乃至招致反擊的不妥言談，不知是否該算做強迫症的一種。
馬先生團隊高官顯現這種症候者不少，且大有前仆後繼之勢。甫從蒙藏委員長轉任司法部長的羅瑩雪女士，或即是其中之一。
日前羅女士針對反服貿學生佔據立院一事發表了一番言論，其中有一段「社會大眾法治素養有待加強，法務單位有義務教導大眾…」，真是氣勢凌人，大有「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意味，彷彿又已回到訓政時期或更早。
孫文曾謂政府官員是公僕。現在僕人竟教訓起主人，要求「教導」主人，豈不是反了反了？歐美民主國家官員若敢說要教導人民，怕不被批到體無完膚狼狽下台？
羅女士說社會大眾法治素養有待加強，所說也是事實，但掌握公權力公務人員此方面恐更有加強之必要。拋開「監聽門」之類重大案件不談，前此有村婦挖兩株波斯菊，卡拉ＯＫ女老闆被指違反著作權法，雖都是善良女流，也都被上銬移送，不是欺壓弱者而何？法務單位教導大眾之前，或先該教導一下自己人，所謂「正人必先正己」是也。
羅女士另有兩段話，也很值得略作檢視。
一是她所謂「暴民是依行為而定…」云云。話是沒錯，法律之前本應人人平等，不能因身分而有別。然而界定誰是暴民？什麼是暴行？也不能過於死板，要考慮到事件背景。
對岸中國有一句名言，「小道裡服從大道理」，此話有時也真不錯。戰前中國學生發起抵制日貨，曾從商家店面搬走日貨當街焚燒。這一事件若是純從「依法行政」角度來看，自然是暴民暴行，犯了脅迫強盜等罪。但若由政府依此起訴定罪，社會人心能否接受？以「大道理」而言，學生的激烈行動是否有充分正當性？
羅女士當時若是在為當權，是否也要堅持她的「唯行為論」，將眾學生依強盜罪起訴？
誰是暴民或非暴民，也要視當事雙方所處定位，或共產黨慣稱之「階級立場」而定。例如1917年走上帝俄聖彼得堡街頭，高呼「給我們麵包」遊行群眾，在沙皇看來是非法聚會暴民，要下令軍警強力驅散，必要時開槍格殺。在廣大遊行庶民想法，則是已快要活不下去，只好冒死抗爭表達訴求，自己明明是良民，怎能誣為暴民。
所以，誰是暴民或非暴民，不能是當權者說了即算。
羅女士又說「學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只覺得自己力量很大，是非常危險的事」云云。
但古語有謂「子非魚，焉知魚樂」。羅女士非學生，又焉知學生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她說人覺得自己力量大是很危險，倒不失為至理名言。然而她此言適用於學生，恐更適用於國君。若是一國之君自視「力量很大」，硬要拖上全民非跟他走不可，恐比無權無勢學生更具危險性，不知羅女士以為然否？
羅女士的不妥發言，也不自此次反服貿事件始。前此她曾斷言特偵組監聽國會沒有主觀企圖，又說自己若被監聽「不是很好嗎？」。再前擔任蒙藏委員長時和高金素梅槓上，又扯到「原住民沙文主義」(原住民夠弱勢了，何敢有沙文主義？)。凡此似俱顯示若真有「失言症」這種病，羅女士至少已現出初期症狀。
馬先生本人原本即以失言著稱。他的所謂「足球運動不適合東方人」，「吳敦義先生是慈悲為懷人士」之類發言，都允稱是經典之作。羅女士早年也曾是保釣憤青，和馬先生誼屬戰友，前此又曾擔任馬先生特別費案涉訟人余文的辯護律師，可謂和馬先生走得很近。她的頻頻失言，是本身即有此傾向，抑是受到馬先生的感染？
此次羅女士以法務部長身分挺身而出，原意或是想為嚴辦反服貿學生製造氣氛兼樹立論據，結果是適得其反，滿嘴官腔官話，可能反而惹惱原本對學生行徑持保留態度之社會人士。這或也反映出普遍染患失言症之馬團隊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