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工資在勞資協商破局後凍漲，這個議題會在總統大選繼續發酵，目前暫定十一月再議，經濟部覺得現階段景氣不好，未來也不妙，不應該加薪，勞團則直嗆被勞動部出賣。站在勞工的立場，當然希望加薪，特別是在油電雙漲後，政府應該讓他們知道，除了加薪以外，政府可以提供福利增加他們的幸福。
基本工資在美國和歐洲一向是敏感問題，光經濟學者內部就吵吵鬧鬧，不同學派各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新古典學派主張尊重市場機制，不應該設定最低工資，因為在其它條件不變下，會降低勞動需求，一些原本願意接受少於最低工資的人會找不到工作。凱恩斯學派的學者則認為提高勞工收入會立即增加消費，有助經濟成長，至少可以抵銷原本降低的需求，況且其它條件不會不變。若不考慮人的因素，光看市場機制可能就夠了，不過市場和政府一樣，是為人存在的，人的行為、心理、喜好種種也會影響市場調整的過程和結果。早期大師級的經濟學者會將經濟學和政治學及社會學放在一起分析，研究經濟學的目的是要為社會和人民謀福利，解決之道要跳出勞動市場的框框。
近代一般政治哲學在定義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多是回歸到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的概念，這是一種形式，用以規範政府和人民間的權力義務。合約的內容主要是以功利主義（或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為主，最近較多探討社會公平正義及社群主義。功利主義可以同時兼顧社會公平正義嗎？功利主義主張為社會最多數人創造最大的福利，在歷經John Stuart Mill調合自由主義後，如何兼顧社會公平正義？原本社會最多數人最大的福利加上自由主義，可能必然要犧牲社會最弱勢族群，但是如果衡量人民福利的標準是邊際效益（marginal utilities），那麼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就會符合功利主義要求的最大福利。舉例而言，增加1000元的收入對低收入戶多出的邊際效益遠大於對億萬富翁的邊際效益，多繳1000元的稅對低收入戶減少的邊際效益也遠大於對億萬富翁的邊際效益。如此一來，政府透過對富人增稅來幫助最弱勢族群，會增加整體社會效益，符合功利主義的需求。
台灣第二季的GDP下修到0.64％，潛在債務達18兆台幣。台灣現在的出口有四成是到中國，對中國的台商放款曝險達到一兆六千億元台幣以上，台灣的企業也有不少中資入股，台灣經濟對中國的依賴早已經超過國家安全的警戒線。最近在中國經濟方面的發展，如股市泡沫即將破滅，製造業指數連四十月衰退，今年GDP甚至可能無法保七，加上上個月進出口同時衰退8％，疲憊之態表露無疑。前幾天中國突然讓人民幣貶值，繼連續幾次調降利率後，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很明顯已經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台灣經濟的拜中國之賜想不衰退也難。就算中國在台灣政黨輪替後沒有實施經濟制裁，台灣未來也會掃到颱風尾，要如何因應，需要深思。
在景氣不好時，政府加稅會降低民間消費和投資，但是現在國家債臺高築，為了不要債留子孫，財稅改革迫在眉睫，勢在必行。未來景氣如果不樂觀，企業也不敢妄然投資或僱用人，此時此刻，政府不但不應當加重企業的負擔，還要想辦法幫忙。勞資不必然要對立，最好也不要對立，政府扮演的角色，最好是能同時幫忙企業和勞工。勞工不能加薪，有的企業可能真的有苦衷，政府也不宜強人所難，應該透過不同管道幫忙勞工。
政府要幫助勞工，應該全面性規劃，跨部會整合，不應該僅丟給勞動部或經濟部處理，至少財政部、教育部、和內政部也要進來，最好是由行政院長召開跨部會、跨縣市全國會議，部會及縣市首長均需出席，中央和地方政府合作規劃。基本工資議題，和年金改革、財稅改革、產業政策及社會公平正義等議題應該一起檢討。政府可以透過對低收入戶減稅，變相增加低收入戶的可開銷收入（disposable income），例如年收入在200萬以下免繳所得稅，健保與年金改為社會福利，同時降低勞工和企業的負擔。其它可能的福利還包括低收入戶的子女教育免費，並優先入住政府提供的平價社會住宅。
減少的稅收和增加的開支要如何處理？大幅改革稅制。台灣和世界大部份先進國家的稅收，在過去數十年，因為全球化，跨國企業繳的稅大幅縮水，受薪階級所得稅已經佔七成以上，資本利得課的稅率遠低於所得稅率，這對受薪階級，特別是低薪收入戶，是非常不公平的。但是資本移動的速度太快，想要對資本課稅，結果是逼走資本，不但課不到稅，還可能有後遺症。同時考量實際效果與公平正義，徵收財富稅（wealth tax, 包括國內有登錄的動產與不動產），以累進稅率方式課稅，是不錯的選項。低收入戶免繳所得稅，兼顧年輕世代與農、漁、勞工階級，亦符合世代正義。
政府需要展現幫助人民的決心，訂定可行的政策，大幅改革，特別是產業和財稅方面，並確實的執行，贏得人民和企業的信心，其它議題如年金改革亦可迎刃而解。基本工資雖然因為經濟因素暫時凍漲，短期政府可以減稅幫忙，中長期而言產業升級轉型成功，社會福利到位，人民仍舊可以過得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