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新竹市議會黨團舉辦感恩餐會，遭民進黨指控涉及賄選，竹檢雖積極進行約談，卻難在選舉前有個水落石出，也凸顯出目前賄選不止，卻不易訴追的現狀。
由於台灣土地範圍並不大，因此，台灣的選區劃分必然趨於狹小，選舉人數自然不可能太多，這已使得賄選因子潛藏在台灣的大多數選舉中，尤其是在地方性的選舉，更為顯著。以縣市議員的選舉來說，目前仍採取一個選區的多數當選制，有些地區，甚至只要得票數破一萬，當選即無問題，這自然很難防止賄選情事的產生。更可能的情況是，若碰到多合一選舉，候選人間為了節省成本，也會產生合縱連橫的現象，如縣議員候選人可能結合縣長與鄉鎮長候選人聯合買票，不僅可以節省行賄成本，更可使選民產生賄選金額比其他候選人優厚的錯覺。而在採多數當選制下，同黨候選人亦可能相互合作，以買票並輔以配票的方式，而得以使同黨候選人全數當選，而這樣的合縱連橫策略，更可營造出「一人當選、團隊服務」的假象。
至於立委選舉，目前雖採單一選區兩票制，但由於選區實在不大，再加以某些大黨必然掌控實質的劃分權力，致使很多選區，就成為某些政黨的囊中物。這在無形中，也會加劇與助長賄選的風氣。也因此，若欲嚇阻敗壞選風，就得增加行賄成本，即從加強賄選的訴追著手。
欲增加犯罪成本，首要當然在於刑罰是否有嚇阻效果，針對受賄的選民而言，由於屬三年以下的輕罪，即便被查獲，檢方亦多以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對待，而更可能的情況是，由於人數眾多，根本無從查起，所以針對賄選的訴追，基於資源的有限性，也只能針對行賄者。
而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投票行賄罪的法定刑為三到十年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只是由於賄選的普遍存在性，在執法機關人力有限下，是否被訴追乃繫於一種機率性，致易產生僥倖心理。又在候選人不可能親自買票，故遭檢警調查獲者，實多為樁腳，而因法條明文自白者須為減刑，若其認罪有助查獲候選人的共犯性，如此優待，尚無可厚非。惟若其堅稱是個人行為，與候選人無關，就形成一個防制的漏洞，再加以審判時間的漫長，對投票行賄罪的重刑效果，實已無太大意義。
更糟的是，選舉行賄罪在審理時，關於對價性與否，司法實務雖不以金錢多寡為絕對標準，卻須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認定，惟如此飄忽不定的標準，實難為具體個案的判斷基準。如所謂政策買票、發放選舉文宣附帶原子筆等小禮物、以慰勞名義免費請選民吃流水席、發走路工等等，是否具有對價性，法院判決仍屬分歧。這不僅使得相類似案件，會因司法者的不同致造成差別對待，同時在選舉過程中，檢察官任何查賄的舉動，都可能被候選人指為是政治打手，原應屬中立的公親反成為事主，致為惡質的選舉更添混亂。
而如今，國民黨在新竹市的感恩餐會，雖是由市議會黨團所舉辦，致可因此來撇清總統與立委候選人只到場、未造勢的賄選傳聞。惟根據各地檢署所張貼與禁止的賄選新手法（如彰化地檢署），皆明確指出，透過各種公會或團體，以各種名義大規模邀集與動員有投票權人免費飲宴，候選人只要於其中穿梭宣傳，就算沒有任何傳單發送與競選動作，亦是以合法聚會之名來掩飾行賄之實。若果如此，檢察官自應本於獨立行使職權的角色儘速來查明真實，以免自打嘴巴。而一般民眾更須體認，若選民普遍仍願意收受賄選的不正利益，致具有可收買性，則再多的制度改革與刑罰，恐都無法嚇阻賄選的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