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二二八那天，我正好在東華大學演講，題目是《愛與黑暗的故事：劉曉波的文學與人生》。演講完畢，我請吳明益老師幫我聯繫楊翠老師——我知道楊翠是楊逵的孫女，楊逵的晚年與楊翠一起生活過，我要寫楊逵的故事，當然要跟楊翠請教。
楊逵的故事，我非寫不可。以多次因言獲罪、遭遇牢獄之災而言，楊逵與劉曉波的命運十分相似。劉曉波坐牢四次，前後加起來十七年左右，一份五千字的《零八憲章》換來十一年的重刑。楊逵八十歲的一生，前一半的四十年生活在日治時代，後一半的四十年生活在國民政府時代。兩個時代，牢獄之災與之如影隨形：在日治時代，楊逵先後被捕十次之多，坐牢一共四十五天；在國民政府時代，二二八期間坐牢一百零五天，一九四八年又因發表一份僅六百字的《和平宣言》坐牢十二年，吃了四千多天免費的牢飯，楊逵戲稱「這是世界上最豐厚的稿費」。
那天晚上，我與楊翠只是匆匆談了一刻鐘，約定下次來台，我去新化楊逵故居訪問時，楊翠請他的爸爸、楊逵的兒子楊建爲我導覽。
這片土地的守護者
經過新化老街，驅車五分鐘，便到達楊逵文學紀念館。
該館是日治時代的地政事務所，是一棟兩層小樓、古樸優雅的舊建築。前面還有一個寬闊的小廣場，比起那些位於大都市中心的名人故居和紀念館，具有得天獨厚的敞亮空間。這也符合楊逵既是作家又是農夫的身份——他融入這片土地，守護這片土地。他不願蝸居在人潮如織的都市裡，每日都要與天地、草木、魚蟲為伴。
長相與父親極為神似的楊建老先生，早已在紀念館門口等待我。他告訴我，紀念館的常設展覽呈現了楊逵生活、運動和文學的三合一精神。進門處的一處展覽空間，陳設著楊逵當年書房內的種種物品，最珍貴的是那張楊逵使用了二十多年的書桌。明顯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塊凹了下去，那是楊逵長期托腮思考、伏案疾書，磨出來的印痕。
楊建老先生特別介紹一張楊逵與眾多友人的合照，那是一場在家中舉行的戲劇活動。可是，家中一貧如洗，如何宴客呢？於是，楊逵到院子裡摘取各種野菜，以小花盤爲碗，削竹子爲筷子，居然弄出一道「野菜宴」來。
前輩作家尉天驄在《土地的守護者》一文中如此描述楊逵：有時楊逵和客人坐在樹下，有時就蹲在花叢間摘取病葉，或採下幾片葉子，放在手中，把它揉碎，伸到鼻子間讓訪客聞聞香氣。有時則與客人各端著一杯茶天南地北地聊著，感受著語言與陽光的溫煦。一陣時間內，你就覺得自己已經和那些陽光、那些風、那些水、那些蜜蜂、那片大地上的一切融為一體了。由於這樣，楊逵不必多言，就讓人感到他和這塊土地的親切關係。這關係不是法律上的意義，而是精神上的血肉一體。
如今的文壇，追逐潮流、炫燿技巧，像楊逵那樣拙樸的寫實主義，被年輕一代認為落伍和過時。我卻懷念取法自然、返璞歸真的楊逵，正如文學活動家唐文標的感嘆：「看到楊老，會不期而然地感到自己的一切都是虛浮的。面對他，讓人有一種慚愧感產生出來。」楊逵生活簡約，不喜歡打麻將，說是有了輸贏，就會讓人與人之間產生分裂，甚至產生互相的忌妒和仇恨。專注於利，必定會毀壞人的品質。然而，麻將、賭博、彩票，如今卻成了人人趨之若鶩的時尚。
入田春彥：那個爲朋友捨命的日本人
在楊逵的知交好友當中，除了賴和、鐘肇政、葉石濤等台灣文壇的翹楚之外，居然還有一位日治時代由日本官方派遣到他身邊的員警。這是一個現代版的伯牙與子期的佳話：以文會友，心心相印，乃至如聖經所説：「爲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楊建老先生告訴我，因為楊逵激越的反日立場，日本總督府早已將其列入黑名單。1937年，一位名叫入田春彥的日本員警被安排到楊逵身邊，隨時彙報其言論和動向。
沒有想到，入田春彥被楊逵的人格和學識折服，幾個月之後，他與楊逵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入田春彥忘記了自己員警的身份，看到楊逵的生活有困難，便拿出薪水來資助他，讓其可以買下一片可以安身立命的田地。
特務機關的長官勃然大怒，立即徵召入田春彥返回日本。入田深知，此番回到日本，必定凶多吉少，會遭到上峰的嚴厲處置。他斷然作出此種抉擇：與其回國受盡羞辱而死，不如在台灣自我了結。
1938年，入田春彥在寓所自殺身亡。在慷慨赴義前夕，他分別給楊逵和葉陶留下一封遺書，委託他們處理自己的後事，並將骨灰埋在楊家的花園。這樣，他就能夠長久地跟楊逵為伴了。
那麽，是什麽樣的機緣，才能讓兩個朋友彼此如同「鐵磨鐵」一般，彼此吸引、彼此砥礪？是什麽樣的人格，才能讓一個原本處於敵對位置的異國人，願意為之付出無比寶貴的生命？
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發現：有一些偉大而永恆的價值，是那些只知道趨利避害的人們所無法理解的。
入田春彥去世之後，楊逵夫婦將這位朋友的骨灰保存在家中。即便後來楊逵被捕入獄、楊家幾度遭到抄家，這個骨灰盒也是楊家最為珍惜的物品。
可惜，多年以來，想盡辦法，楊逵始終未能聯繫上入田春彥的家人，直到1985年去世。
又過了十三年，到了1998年，在友人的幫助下，楊建終於聯繫上了入田春彥居住在日本九州島的親人，並親手將入田春彥的骨灰交還給對方。此時，距入田春彥在台灣自殺身亡、捨生取義，剛好是六十年一個甲子的時間。
漫漫自由路：從楊逵到魏揚
楊逵是白色恐怖時代的受害者，他從未向統治者低頭屈服。1976年，楊逵在綠島服刑期間寫出〈壓不扁的玫瑰〉一文，後來該文被收入國文教科書，楊逵成為作品被收錄於教科書的台灣本土文學家的第一人。
晚年，楊逵有這樣一番自述：「這一生我的努力，都在追求民主、自由和和平。我沒有絕望過，也不曾被擊倒過：主要由於我心中有股能源，它使我在糾紛的人世中學會沉思，在挫折來時更加振作，苦難前露微笑，即使到處碰壁也不致被凍僵。」在尉天驄眼中，楊逵雖然坐了多次政治牢，跟人談話卻都是像在話家常，很少談甚麼理論，從來沒有自認從事什麽偉大的任務，在他身上也感受不到革命家的氣息。
倒是楊逵的妻子葉陶，比楊逵更像革命家。少女時代的葉陶，是一個風風火火的社會運動人士，楊逵是在聽了她的演講之後才愛上她的。在紀念館內，有一幅楊逵題寫給葉陶的扇面，上書「土匪婆」三個大字。那時，日本當局將抗日分子稱之為「土匪」，楊逵遂將妻子名之曰「土匪婆」。這一對土匪公、土匪婆，是何等豪氣干雲！
紀念館中還有一個展櫃，陳設了楊逵親筆寫下的多封獄中家書。那時，獄方規定囚徒一個星期只能寫一封家信，且不得超過三百字。要在這麽短的篇幅內，一一關照到妻子和五個孩子，即便是像楊逵這樣的文學大師，也不得不再三推敲、惜墨如金。他每次都是先寫草稿，再反複刪節，讓篇幅剛剛達到規定字數的上限。
楊逵的性情如魯迅所説「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楊建老先生告訴我，1958年，蔣介石命令將楊逵從綠島接到臺北，特別安排接見，遊說其到流亡日本的台獨人士廖文毅處臥底。蔣介石同意楊逵和葉陶一起赴日，但要將孩子留下來作人質。楊逵則要求全家人一起走。老奸巨滑的蔣當然不會答應。楊逵故意給出一個對方不能答應的條件，也就等於拒絕了這個不可能接受的任務。最後，雙方沒有談成這項「合作計劃」，楊逵又被送回綠島繼續關押。
這是一條漫漫自由路，楊逵為之奮鬥了一生。楊逵、楊建、楊翠、魏揚，一家四代人，都不曾在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缺席。有一種看不見的精神，在他們的生命中傳遞。
在太陽花學運中，魏揚衝鋒在前，遭到員警的威脅與毆打。作為母親的楊翠，看在眼裡，痛在心中——「所有加諸在運動青年身上的國家暴力、輿論暴力、運動傷害，都猶如加諸在他的母親身上一般。所有疼痛，母子同受。」
即便如此，楊翠仍然百分之百地支持兒子爲正義而戰的選擇。魏揚説：「我們有機會在今天創造歷史。」楊翠説：「既然行動了，就不必後悔。」在魏揚出生後不久，楊翠就抱著繈褓之中的兒子，參加野百合學運。當年，她就期待兒子長大以後能夠跟外曾祖父一樣，擁有正義感跟理想性，「未來，他們終究要獨行上路」。
如今，魏揚獨行上路了，而在彼岸世界的外曾祖父，含笑目送孩子踏上新一段的征程。一個家族四代人的公民不服從之路，將激勵更多的人奮然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