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年輕一代，很多人不了解，為何他們的祖父母輩雖歷經戰火，當年從波蘭、捷克等國家被驅趕到德國，他們過去聽到祖父母輩的流離失所的苦難經歷，現今卻聽到他們大力批評難民。同樣也是難民，他們祖父母輩對現代的戰火求生需要援助的難民，完全不能理解與體諒。這些德國祖父母輩有的說，現在的難民根本與他們情況不一樣。德國祖父母輩們質疑，這群難民都是年輕單身而來，根本就是想找工作，好吃懶做，侵蝕德國的國本，這些年輕時歷經戰火的老人家認為，當年的逃難時的他們，定義上不算是真的難民，而是德國子民。當年舉家逃難，不像現在的難民就是年輕男人單身而來，兩者情況完全不同。另外，也有太多太多德國人都覺得，大量難民中有太多是經濟難民，而非真正的戰爭難民。難民議題，在德國正反兩極意見延燒，也成了大家爭議的焦點。
可是，許多德國年輕一代還是不懂，他們與當年的祖父母輩一樣被驅離，家園被侵佔的情況不是一樣嗎？為何祖父母要區隔他們，對難民的處境完全不給予理解與救助？這樣的認同差距，其實非常普遍。認真想想，會不會是德國集體的歷史創傷還沒有痊癒的關係呢？今年在台灣出版的一本由花亦芬教授所著寫的〈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 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是台灣對德國轉型正義著寫最有份量的著作之一。這本書提到「戰火下的孩子輩與孫子輩」。這些戰後第二代、三代的看法、論點與納粹時期的當代人完全不同，認知衝突之中，卻也沒有諒解與理解，怨懟仍在，相互之間強硬姿態始終不變。
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 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圖／劉威良提供
花亦芬教授著寫的視角，不僅是談過去的轉型正義，談德國作為一個戰敗國，其中有身為人民立場下的犧牲，但也有身為國家機器中的侵略者角色衝突。加害者雖然有被註記，也有些被審判，可是大多數的人還是很少跟下一代說出，他們當年被徵召去當兵或充當殺人機器後的想法，只說出悲慘的後果。因為戰敗，結果就是少數餘生者慘敗回家，而家中許多婦女也被敵國軍強暴。那一代是現代話說的魯蛇，是失落的，對孩子和孫子不能稱英雄，但也不好認錯。他們自己的說法，就是被國家強迫的，所有發生的殘忍之事，都說是不知情。甚至對猶太人當年被抓走，留下的高級的家具，丟在路邊，德國人去撿拾而便宜販賣，對於為何會有漂亮高級家具在路邊供人撿拾，當代的德國人完全沒有給子女交代。猶太人好像當年的隱形人，好像從沒有在納粹時期與他們祖父母共同存在於同一個時空中一樣。可是報導與媒體中被砸爛的猶太人商店之夜、晚上八點以後不允許猶太人搭公車、火車、同校猶太同學消失，不能與德國其他同學上同樣的學校，都是生活中的改變，一般人民根本不可能不知道，可是一切都成了兩代間不可說的殘忍緘默。
很多戰後第一代對父母的問題不敢多問，也影響了他們的下一代教養。花教授提出了「加害者如何以受害者的身份自傷自憐呢」。她書中提到1967年德國米雪莉西（Mitscherlich）心理學分析師夫婦研究的著作「無力哀傷」（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n）。讓戰後第二代因為納粹父母那一代為掩飾不光榮的過去，再加上當年是集體加害者的自尊心受損，使得納粹時代的父母輩用更父權的教養方式教育。很多人心理受創傷，也不想跟下一代說，常有失眠，莫名恐懼。
花教授的書中說，就心理學而言，無力哀悼的人，不承認錯誤，也就無法以個人是身為加害者的身份去同理受害者的痛苦。這一點，或許可以說明， 納粹那一輩的德國老人家，因為會有良心難安的問題，他們死不認錯，所以也完全否定了現今難民的痛苦，而完全沒有同理心的現象。他們過去無力哀悼，現在更沒有。德國右派新納粹，造成的暴力案例也許沒有像其他國家多，但一旦使用了暴力，手段就非常激烈，遠超過其他國家。無力也拒絕哀悼的現代新納粹族群，不認錯的心理，用強硬暴力來捍衛被壓制的納粹種族主義的理念與價值，說明了不認錯的加害者所遺留的社會傷害。德國納粹時期的錯，是體制的錯，但也確實是當代集體大多數人造成的。說真的，沒有什麼人可以逃得過良心的譴責。但是，不認錯，或許逃掉了良心譴責，但也變得毫無同理心。
加害者的年代不願認錯，讓他們無法擁有同理心，整個社會硬梆梆的，彼此多是以鐵石心腸相待，他們確實無法也無能同情現今來的難民。而新生代對上一代的歷史認知，或許是讓年輕德國人可以用接納難民來贖過去的罪。年輕一代如有學會有同理心，將使這些難民在適應上相對容易。祖父母輩當年接受希特勒的納粹的國族主義，系統化剷除異己，上達千萬人，這一波難民的來臨，將是現代德國最大的道德考驗，也是最好的贖罪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