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部也很快就派個人來，然後當著老師的面，跟她說，『我是從今天開始來監視妳的』，所以這個特務就每天都來上班」，講到這個每天來上班監視的特務，以及白色恐怖的那些年，已故舞蹈家蔡瑞月的學生，也是她的媳婦蕭渥廷忍不住落淚，「這個人就是每天來，妳就在這樣的環境裏面受到他監視」，然後，「沒人可以幫老師解危」。
「他在講那個畫面（二二八）的時候，我其實…當時候是起雞皮疙瘩，然後，做為一個編舞的，我覺得那個畫面就是很清晰讓你看到，這麼多的婦女披頭散髮，那座城市發生了什麼事情」，蕭渥廷仍記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聽到雷石榆教授描述二二八。雷石榆是她的先生雷大鵬的父親，也是蔡瑞月結褵不久，就被國民黨硬拆分的無緣丈夫。
民報文化藝術基金會與嘉義市文化局16日在台北共同舉辦一場「藝術與人權：從二二八紀念美展探討台灣藝文翻轉正義」座談會，財團法人台北市蔡瑞月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的蕭渥廷老師，談到她如何經歷了蔡瑞月的人生，如何開始關心二二八，以及自己編舞劇《二二八悲歌》卻遭軍系大學教授「連署」不得在國家戲劇院演出的親身歷程。
蕭渥廷發言時幽默說，她很少接受這樣的座談會，「因為我是用身體在跳舞的」，她指指自己的口，「所以某個程度這裏是閒置，怕講的很沒系統」。
蕭渥廷說，自己本身開始是學芭蕾，用芭蕾的語言在做作品，後來又學了現代舞，是Merce Cunningham的系統，「意思就是我用兩種語言來做創作」，因為目前從事舞蹈跟人權的歷程，她看到台灣的舞蹈界「很像以前的我，98%、99%可這樣講，我們的舞蹈界現在還是關在象牙塔，在美學裏自己很滿足，好像舞蹈界裏面的貴族」。
「因為我自己是近距離跟著蔡瑞月老師，去閱讀到她的生命史，因為她經歷白色恐怖」，為什麼一開始會跟人權碰觸到？蕭渥廷說，她跟蔡瑞月學舞，就耳聞蔡瑞月從台大宿舍搬到農安街的故事，「蔡老師的先生雷石榆教授，從台大宿舍就失蹤了，蔡老師就把舞蹈社搬到農安街，在那教跳舞」。
「後來因為蔡老師寫了一封信寄到香港，因為她知道他先生要去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情治單位拿到後，她很快被逮捕，也一樣關到綠島去」。
下圖：蔡瑞月舞蹈社承載著台灣人白色恐怖時期的記憶。圖/郭文宏
「我聽到這些故事。但是，就是聽而已，沒什麼太大的感受」，蕭渥廷接著說，「後來再跟著蔡老師，她從來很安靜，不講她過去的事，跟她的兒子雷大鵬也從來不會去公開提到這位雷教授，所以我們其實對她很好奇，然後也很認真跟老師在學舞」。
蕭渥廷接著說，「我們也聽到蔡老師進監獄的第一天，她一開始覺得不要浪費時間，因為什麼都沒帶就被抓走，就在那裏warm up（暖身），做一些舞者該準備的東西，監獄裏面的女難友，有的學戲劇，有的學文學、學音樂的都有，外省族群滿多，蔡老師在裏面，她們看她在暖身，就希望她教她們跳舞」。
「蔡老師就在那個時期學會了華語，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其實我很感動蔡老師在監獄裏頭…當然難過還是有，但她還是繼續在監獄內教舞，然後也編舞」。
「我跟她比較深刻感受的，是她受到國民黨政權的壓迫，是因為我進入這個家庭」，蕭渥廷後來成為蔡瑞月的媳婦。她說，「那時候有位反共音樂家馬思聰先生，在中國有受到雷石榆教授的交託，希望馬思聰如果投奔自由，能照顧他的家人，他有一個家在台灣」。
「馬思聰後來有跟蔡瑞月老師連絡上，然後真的是想照顧她，就把他的一齣舞劇《晚霞》讓蔡老師來編舞（1973年），就是不需要任何費用贈送給她。蔡老師就在籌備這麼巨型的舞展。後來國民黨文工會就介入，因為想要把這齣舞劇，當作中華民國在台灣的70年慶賀的藝術品」。
「在這個過程裏面，我們常常被通知到文工會去開會，開會的馬蹄型會議室裏面，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反正開到蔡老師的前面，那個會就結束了，蔡老師沒有表達的空間，然後每次都會有結論，那就是節目從四幕，變三幕、變二幕，到後來最後一次我都記得很清楚，國民黨可能認為，妳（蔡瑞月）好像都沒有反應，好像也沒有去做一些抵抗或反動的…所以有一天就在報紙宣告，蔡瑞月、雷大鵬退出《龍宮奇緣》。他們（文工會）後來改了舞劇名字，覺得《晚霞》不適合當國慶的節目」。
蕭渥廷說，這麼多次去文工會開會，「我終於知道這藝術家怎樣受到這種來自政權，這麼大的羞辱。完全沒有尊嚴」。
下圖：蔡瑞月舞蹈研究社舊址，承載著當權者的迫害、羞辱，還慘遭縱火。圖／郭文宏
在《龍宮奇緣》的演出事件後，蔡瑞月去了澳洲。她在1990年就從台灣帶了兩個孩子，蔡瑞月則從澳洲和雷大鵬去到保定，去探視雷石榆教授。
「全家人在月台上，雷石榆教授就由一群學生陪伴他過來，兩個人四十年後才見面，所以就楞在月台上面，認不出來對方，就很尷尬的時刻，蔡老師還是比較勇敢，就走過去她先生旁邊，環著她的肩膀，跟他說：我們回去吧。就這樣化解很尷尬的情況」，雷石榆已另有家庭，住在宿舍。
「我會提到這一段，是因為我們在他家的宿舍，雷石榆和蔡瑞月兩人是在二二八那年的五月二十日結婚」，「雷石榆教授提到，他當時在台北所看到的二二八，這位老人眼睛瞪的大大的，然後好像掉到當時很激烈事件時目睹的那種慘狀…，所以他就在形容說，整座城市好像瘋了！因為很多婦女披頭散髮，然後牽著腳踏車，走走停停這樣，有的找兒子，有的找先生」。
「他在講那個畫面的時候，我其實…當時候是起雞皮疙瘩，然後，做為一個編舞的，我覺得那個畫面就是很清晰讓你看到，這麼多的婦女披頭散髮，那座城市發生了什麼事情，對我來講，我是第一次聽到二二八」。
「也就是那次見面，然後回到台灣，我就開始找相關二二八事件的資料，後來我在兩廳院的實驗廳做了演出」，蕭渥廷說，「一開始我們也不敢叫《二二八悲歌》，一開始其實叫做《經過流淚谷》，後來我的執行製作說，蕭老師這應該是台灣第一個二二八的（舞蹈）作品，還是用二二八來命名，後來記者會就把名字寫《二二八悲歌》」。
國家劇院演出《二二八悲歌》軍系大學教授竟連署打壓
「後來我在兩廳院演出，首演場演出前在綵排時，後台就是胡耀恆主任（編按：台大戲劇系名譽教授）遞上了一個連署書，就是屬於軍系大學這幾位教授連署，上面寫著就是希望兩廳院未來不要錄用我的節目，認為是一個挑撥種族情結，意思就是永不錄用的意思」。
「在那個排練的過程，在那時候，舞蹈社就遭到縱火了，這是第一次」，蕭渥廷回憶，「所以，我那時候還很單純，只是覺得怎麼起火了，然後蔡老師房間有一些書籍、服裝就被燒掉」。那是她第一次做了二二八的作品。「因為不能在兩廳院了，我想說那也沒關係，就到外面去演出」。
「真正會投入比較跟人權有關係的，就是1994年，蔡瑞月老師的舞蹈社應捷運大樓施工要被強拆，那一年其實衝擊很大，然後是在1994年，我的感受會那麼深刻，是國民黨帶給蔡老師的，是摧毀了她一生所有的，婚姻也被摧毀，整個家其實是撕裂的，連舞蹈社~對一個藝術家來講，可能是她一生最重要的部份~連那個地方也要被拆毀」，她說，所以那時就發起了連署，沒想到文化界連署的團體非常多，那次運動大概有四十幾個團體。
「從那次以後，事實上，我人掛在高空十五樓（註：當年為搶救舞蹈社反拆遷而做的高吊演出），看到下面這麼殘破的舞蹈社，正好銜接在很多豪華的高樓大廈，其實感觸很深刻！我知道我們的歷史，還有我們台灣的文化，有一塊是遠遠地被甩在角落，從那時候開始，就下定決心好好做，我至少要花三年時間，把二二八好好的做，所以接下來就做了一系列關於二二八的作品」。
「到了1996~1998年這三年間，因為傅雲欽律師邀請我，每年二二八在圓環做行動劇，我們就把整個圓環用白色的布包起來，然後活動連續做了三年，我們那時候其實有計畫性的，因為圓環這裏靠近二二八事件發生地點，希望成為台灣歷史事件的基地，成為一個比較有二二八的具體性的地標，也希望有二二八的歷史劇場在那邊，因此跟她（傅雲欽）約定是希望在五年間，每年進行二二八圓環行動劇，可是到了1999那一年，舞蹈社就又被縱火」。
主持座談的蘇振明教授問，「跟馬市長換朝代有關係嗎」？蕭渥廷說，「一定有關係」，「後來我召開記者會，也就直接說是台北市政府縱火，龍應台（時任北市文化局長）是當事人，會有一些情緒化的語言，我們不予理會，我很希望她理會，事實上我就認為是台北市政府縱火」。
下圖：《傀儡上陣》是蔡瑞月早期作品，反映了國民黨迫害年輕母親的青春悲苦。圖／郭文宏
那個縱火事件讓她中斷圓環和傅雲欽的約定，就開始投入舞蹈社的整理和重建，蕭渥廷接著說，火災的那一天也是蔡瑞月回台灣的第二天，「本來要做她的作品重建，第二天就面臨舞蹈社被縱火，在廢墟裏面，她堅持在舞蹈社重建她早期的作品」。
「其中有一個作品，就是我們現在舞碼常演出的，就是《傀儡上陣》，這支作品是1953年，蔡老師從綠島出來之後，在北一女做演出，當時候她不敢用這樣的名字，所以叫《木偶上陣》，是江中清（詞曲）的《春花望露》，這作品蔡老師一次就排完了，我就問蔡老師說，「妳怎會這麼快，一次就編好了」？蔡瑞月告訴她，「這就是阮的故事啊！哪裏還要編？伊就是生做按呢」！
「《傀儡上陣》你會看到有兩個角色。就是後面有一個人，老是有一條無形的線，然後那個傀儡就要跟著他動，這支作品裏面有一個搖籃，每次女傀儡要靠近嬰兒的時候，後面的這個～蔡老師稱他為『老闆』～就會把線切斷，讓她沒辦法去靠近」。
「這支作品，我其實感受到，這是台灣的人權作品，而且是如此地溫和。1953年，蔡老師還不敢去批判這個政府，所以用一個木偶，不了解她背景的，會覺得那很有趣。一個老闆在那邊，一拉她就上來，一放她就掉下去，作品裏面大概有幾個八拍，這個傀儡像人一樣，三拍子地在搖著她的孩子」。
蕭渥廷說，她很納悶，就問蔡瑞月說，這是個「傀儡尪仔」，怎麼會又變這麼美，好像人在搖囝仔？蔡瑞月回答她說，「我就是日時無法度，只有暗時感受到抱著囝仔的感覺」，「這舞提醒我，她在她的作品中，在她的時代被人當成傀儡尪仔的作品」。
「我記得那是2000年。演完之後，我們帶著光碟到日本去，蔡老師把她的作品給她的老師石井綠看，石井先生知道她苦難過程，就罵蔡老師，覺得她太沒有用了，受到人家欺負，還編這麼溫和的東西」，「老師回到旅館就哭了！她不知道蔡老師是怎樣碰到一個高壓的政權」。
下圖：憶起蔡瑞月被監視，蕭渥廷仍難掩心中的痛。圖／郭文宏
「其實1953年，蔡老師出監獄，也覺得要趕快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想重新再出發，就在我們現在這個舞蹈社，很快就再教舞，國防部也很快就派個人來，然後當著老師的面，跟她說，『我是從今天開始來監視妳的』，所以這個特務就每天都來上班」。
「舞蹈社裏會沒人嗎？有。有學生、有家長、有助教，但是呢，沒有人！沒有人可以幫老師解危。這個人就是每天來，妳就在這樣的環境裏面受到他監視，這個…我每次想到這個…」，說這些話時，她的情緒是激動的。
「從事藝術…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自由」！沈默了好一會兒，蕭渥廷語帶哽咽繼續說，「蔡老師的先生走了，可是這個人每天、每天來！老師在這樣的情況下，還完成很多的作品」 「我常常在想，好難喔！要是我，我沒有辦法創作」！說到這裏，蕭渥廷紅了眼眶。
「很像哲學家巴斯克（Blaise Pascal）講的：人類最悲慘的，就是你在你的房間裏面，找不到一個安息的地方」！蕭渥廷說，這句話正是蔡瑞月最好的寫照。
